从个人的产生到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个人主义话语催生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个人,并在个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工业社会,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行为取向和竞争文化。但是,它却在20世纪后期将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境地。全球化、后工业化将是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根本扬弃,所要确立起的是人的共生共在理念。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将以"他在性"取代自我中心主义取向,人的集体行动形式也将是合作行动,而合作制组织就是行动者。全球化、后工业化向我们展示出的是合作行动的必要性,一种新型的合作文化必将取代竞争文化而对人的共生共在提供支持。在合作行动中,"他在性"取向将把行动者形塑成道德化的存在物,合作而不是竞争的文化将为人的共生共在提供切实保障,使人的共生共在获得现实性。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正义追求

正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是千古以来几乎所有思想家都致力于探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关于正义的探讨形成了诸多方案,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正义问题从来也未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以往关于正义问题的所有讨论都正在失去价值,特别是关于正义的标准和供给方式,都不再具有合理性。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对正义的思考指向了人的共生共在,一切关于正义供给的方案,都需要指向人的共生共在的目标,对人的一切行为是否合乎正义的判断,也需要根据是否增益于人的共生共在这个标准来进行评价。

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张康之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著作,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合作行动。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人们称作风险社会,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危机事件频发已经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条件下,探寻集体行动的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致力于理论创新的著作,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中探讨了合作行动,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做出了全新构想。作者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迫切性程度很高的基本主题,需要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这一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

论人的共生共在视角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有感于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现代社会所拥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反映在人的行为上,就是实现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人类变成了自然及其资源的主宰,自然则成了人类控制和管理的对象,人类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下,社会的进步是第一位的,甚至不惜以对自然的破坏为代价,而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自然界一再退化,结果是反过来加倍地报复了人类,将人类置于风险社会中。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提出了"共生共在"的观念,为处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宏观和纲领性的建构原则。为了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共存和持续发展,必须用共生共在的观念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管理模式。

论风险社会中的人的共生共在

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以无所不在的风险压力将人类变成了命运共同体,但这还只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尚未成为现实。因为,工业社会的运行惯性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文化妨碍了人们把这种客观性的命运共同体转化为具有自觉性的命运共同体。具有自觉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在人的共生共在理念的基础上,而人的共生共在既是风险社会中的"共同善",也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所指向的后工业社会的建构起点和基本原则,更是人们在风险社会中必须加以追求的社会形态。在对人的共生共在的追求中,合作行动是一种必须加以建构的行动模式。与工业社会的人们总是在行动中区分出目标、目的和手段等不同,人的共生共在是存在于和包含在行动之中的目的,同时也是为合作行动指引方向的手段。

变动社会中的行动转向及其诉求——读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

社会发展并非是阶梯般序列递进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人的行动中生成的。不断变化的社会使得我们认识到无法继续按照既有的动机、理念与模式开展社会治理,而破解社会困窘的关键在于首先确立行动优先原则。张康之教授提出了"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命题,这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开展行动找到了共同体价值,并对后现代性道德期待提供了规范性引导。基于人的共生共在认同下的行动模式,必然会指向合作行动。合作系统的开放性以及合作行动中个体的互动,使得变动的社会有望达致良善治理,同时,人的存在与文明也将因此而得到承继。

合作视野中的公共性逻辑及其实现——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思想述评

自由主义乃至整个近代以来的理论都将"社会"理解为"由个人组成的实体性存在",因此,造就了基于"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的社会构建逻辑和秉持"同一性原则"的社会治理方案,致使公共性发生逻辑扭曲和形式化蜕变。张康之教授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中基于全球化的视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这一事实判断,进而重新界定社会的内涵及其人与社会的关系,逐步揭开公共性流失问题的根源。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社会实质上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而当下"人的共生共在"的状况则要求人们必须彻底跳出自由主义传统的禁锢,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需求开展合作治理,才能真正探寻到公共性形式与实质相融合的现实路径。

新时代开展国家治理与社会行动的共生共在逻辑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低复杂性和低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也逐渐向高复杂性和高不确定性转变。面对这种转变,肇端于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型构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以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建构方案等一系列工业社会的产物成为新时代发展的阻滞因素,亟须在新时代寻求全新的目标选择和逻辑策略。人的共生共在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共时性产物,强调注重差异、尊重事实,倡导将共存与合作作为逻辑内核。视相似性思维、合作治理、合作行动、合作制组织和经验理性为共生共在的逻辑内容。这也是摆脱工业社会窠臼的破参之道,为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实践和社会建构提供目标指南。但需明确的是,人的共生共在目标仍存在人的道德属性与自利属性、民族国家的开放与封闭状态、组织的控制特征与非控制特征、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等一系列话语体系的学术论争。对此,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以敏锐的学术意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在探索未来的道路上为全人类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可以想望的新模式。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终止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离,开拓出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因而也出现了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全球治理将是合作的治理,但是,任何关于合作的幻想都是有害的。在促进以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中,我们需要首先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体,并通过展示合作的力量去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生成。

对合作行动出发点的逻辑梳理

近代以来,社会建构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的,或者说,"原子化"的个人是社会建构的原点。在对人的界定中,由于发现了人的自利追求而使近代早期关于人权的模糊认识变得更加实在,也因此而使社会治理方面的安排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在人的自利设定中,把人本来应当具有的道德因素从人身上剥离了,使人成为理性经济人。结果,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也都被简化为利益追求,社会建构也就完全从属于为了人的利益追求提供实现路径和保障的目的。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这一社会建构逻辑中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以至于我们必须去重新审视人。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社会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人也不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相反,社会是存在于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人是通过行动而建构了社会和诠释了社会。基于这一认识,关于社会建构问题的探讨也就聚焦到了人的行动上来了,从而发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应当是合作行动,而人的共生共在则是合作行动的目的。

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生活

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一切成就都应当反映到人的生活中,但是,人的生活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个人也许可以对过什么样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必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人对生活的憧憬中,自由是一个不落的理想,然而,既往的历史都从来也未真正予人以自由。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一条件下,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被突显。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人的自由理想让位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现实要求,而在实际上,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当我们确立起人的共生共在的理想,并根据这一理念去致力于制度安排,就可以予人以自由。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人类千年自由理想得以实现的历史性机遇。

论从竞争到合作的历史走向

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竞争行为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是得到了竞争文化支持的。竞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赋予社会以发展活力,我们今天所取得的社会发展成就是得益于竞争的;另一方面,竞争又是一种腐蚀剂,腐蚀了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生活形态,也增加了社会总体上的资源消耗和运行成本增长。今天,我们之所以陷入风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拜竞争所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获得了从竞争社会转变为合作社会的机遇,而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已经拥有了渴望合作的愿望。自觉地建构合作文化,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合作理念是走向合作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客观要求。其实,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中,唯有选择合作,才能为人类开拓出未来。

论社会组织化的过程及其走向

在几乎所有社会性活动中,个人的力量都显得非常微弱,从而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即以组织的方式开展活动。无论是在应对自然挑战和征服自然的活动中,还是在解决和处理较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时,特别是在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时,都需要通过组织的方式实现共同行动。在近代社会早期,社会组织化的进程进入了明显加速的阶段,以至于我们今天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通过组织去开展,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组织之中,都通过组织参与到社会过程中来。社会组织化强化了人的角色,使每一个人在参与和开展社会活动时都扮演着某种(些)角色。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组织化应当成为一个研究视角,我们需要根据社会组织化的现实去谋求社会治理变革的方案,甚至需要根据社会组织化的现实去谋求整个社会变革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应当把关注的重心放在组织上,通过组织的变革去促进变革。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以官僚制为轴心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开展社会活动的要求,以至于我们必须建构起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并谋求其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认识人的关系

人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人的关系是处在历史性变动过程中的,对人的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也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重心转移。农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人对自然依赖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熟人关系;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征服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陌生人的关系。现在,人类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社会关系都必将统一为一种共生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生共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的状况如何,则需要得到自然界的支持。所有这些,又都只能寄托于人的行动,即通过人的行动去把人类建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并在行动中去诠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行动也就是一种新型的合作行动模式。

论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

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风险社会降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要求我们重估价值和变革行动模式。从价值的视角看,工业社会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把有用价值放置在了人的生命价值之上,一切行动都围绕是否有用的判断和评估而展开。这样做的缺陷在风险社会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并以一些极其荒唐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就风险社会的形成来看,也许正是有用价值当令而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有用价值所形塑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所以,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必须坚持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风险社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包含在人的生命之中的,而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以人的共生共在为标志的。风险社会中人的行动模式应当是合作行动,也唯有合作行动反映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和特征,使人的共生共在具有现实性。

论风险社会中的价值选择

进入21世纪后,风险社会成为一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风险社会使人类变成了命运共同体,但却是消极的命运共同体。为了将这个消极的命运共同体转化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需要确立起属于这个社会的基准社会价值。在风险社会中,只有人的共生共在才是适当其称的基准价值。也只有这一价值转化为人的价值观时,才能作用于人的一切行动,资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的共生共在这一价值的社会选择既不可以通过权力也无法借助于民主,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自主的事业。认识到人的共生共在是风险社会中的基础性社会价值,虽然是来自于风险、危机事件频发以及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压力,但也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在这个自觉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是人的道德自主性。

论风险社会中个体性的消解

工业社会的人具有个体性,或者说,个体性是人的社会属性,让人以个体的形式拥有人权和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但是,人的个体性是历史地生成的,在农业社会的家元共同体中,人是同质性的存在物,不具有个体性,只是到了工业社会,人的个体性才得以生成,并构成了全部社会建构的基础。人类历史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人的个体性无论是在积极的历史进步的轨道上还是在消极的风险社会压力下,都正在呈现出消解的状况。人的个体性是资本主义赖以成立的前提。因为,在人的个体性中产生了利益意识和利益追求的行动,开始了人与人的竞争,从而开始了人类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风险社会的行程。在风险社会中,个体性以及从个体性出发的所有行动都是有害的,因而,必然要为人的共生共在的客观要求所替代。从人的共生共在出发,将会建构起合作行动模式,并通过合作行动开辟出一条人类在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

在风险社会中看人的道德及其善的追求

自然规律、法律、道德等构成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人的行为会受到它们的规定和规范。如果说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超越自我的追求,如果人们有着对理想的社会境界的向往,那么只能在道德中去寻求前进的道路。因为,道德所指示的无论是相对于个人的善还是相对于社会的共同善,都引领着人们超越现状。人的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想在本质的意义上,都必然包含着和可以归结为善。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理论活动中也常常提及善以及共同善,但在实践上却因为社会的理性化或社会的理性建构而封堵了“致善”之路。这也构成了人类堕入风险社会的原因之一。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有对善的追求,才能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赢得人的共生共在。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者的道德

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失的因素,而在工业社会中,却又是人们经常抱怨的话题。的确,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有完善的规则体系对人的行为和行动作出规范,就可以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可是,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后,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任何缺失了道德的行为和行动都可能是有害的。就道德的生成而言,也许在农业社会中可以将其纳入到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中;而在工业社会,虽然哈耶克在批评理性的滥用时指出道德不是设计的结果,但启蒙思想却为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道德生成开拓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总的说来,工业社会的认识论思维排斥了道德,而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直觉、直观的认知方式则为道德的重构提供了认知基础。

在风险社会中看规则与规范

在工业社会中,规矩主要是以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规则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其典范形态则是法律。正是由于法律以及多种多样的规则的应用,构成了法治社会。规则的规范功能也有着规范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规则建构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与差异化的现实的冲突;其二,规则的规范功能具有历史性,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出现了规则规范功能去势的问题。风险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特别是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考行动规范的问题,应当把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放置在第一位,使其发挥规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