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的未来:一条马克思的路径

马克思哲学以其历史观的深刻性介入了“人工智能与人的未来”这一主题,并且指向了四个基本命题,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有助于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劳动转变、有助于社会关系朝着真正的人际关系发展、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以及有助于按需分配原则的确立。而“非马克思路径”的一些观点对这些命题的挑战,实质上只是在未能触及资本逻辑扬弃的情况下对马克思异化批判的重复或延续,因而也就看不到人工智能变革生产关系的潜能。因此,生产关系变革应当自觉成为思考“马克思路径”的核心观点,而依赖于人工智能算法革命安排社会经济运行的控制论思路则是“伪马克思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路径”就意味着历史地考察人工智能,超越乐观与悲观的二分,自觉将历史观的讨论作为“技术与社会”问题讨论的前提,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中的政治行动的维度,展开争取技术共享的现实斗争。

人的未来性与教育的敞开性——试论教育对复杂未来的回应

为了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教育应运而生,而教育的产生又反过来促成了未来由潜在向现实的转变。可以说,正是教育的种种施为才使人向未来敞开,占有自己的本质。现代社会是复杂的风险社会,这就要求教育必须敞开自身,以培养适应未来的根基深厚、自我度越、合群志道的人。适度地增加制度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自由度,使教育者成为受教育者的护道人是达成这一目的的必由之路。换言之,敞开的教育既意味着介入,也代表着护持。

德鲁克之工业社会三部曲：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新社会

要想领略彼得·德鲁克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从他早期的四本著作开始，即《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和《新社会》（1950年）。否则，难以把握他不断涌动的思想潮流，只能窥其片断，不能与之神游。

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罗洛夫的人研究思想

弗罗洛夫建构的关于未来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职能在于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的发展高度契合,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学与伦理学的形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本质的普遍化特征与其自身精神道德的自我完善相结合,为建立多方位综合研究人的统一学科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弗罗洛夫以人道主义理想为其毕生理论核心,以构建社会主义为目的,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无论是在当代俄罗斯,还是今日中国,甚至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城市规划之于人的发展研究

城市的主体是人,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城市规划不能忽视人的发展,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关注城市规划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生存现状与未来的发展关系的三个议题,全文是笔者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对城市规划本质的理解与诠释,阐释了城市规划在对于人的发展这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核心问题上的作用,相信对从事城市规划相关工作的同行有着实际可行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超人类主义与人类物种同一性

超人类主义主张用科技手段增强我们自身,从而超越人各方面的极限,并最终改善人的境况。但是人们担心对人体的增强势必会危及人类的本质,从而导致人类物种同一性和人类个体同一性的丧失,进而带来建基于其上的人的道德地位的崩解。本文旨在回应这种担忧并力图证明:超人类主义计划的实施并不会危及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物种的同一性;相反,对人的增强不仅有利于凸显人的本质特征,还能提升人类应对各种存在性风险的能力,进而有利于人类物种的保存。并且,对人类个体的同一性和道德地位而言,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并不重要;因为,人类个体同一性的保存和道德地位的获得都不以人类物种同一性的保有为前提。

眼里不只有政府和企业

许多朋友和批评家都认为,《工业人的未来》是笔者所写的书中最好的一本。这无疑是本人最寄予厚望的一本书,也是本人惟一的一本公开阐述基本社会理论的书。事实上,本书试图阐述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社会理论。其一也许可称为“一般社会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是功能性的,而且是合法性的这一要求。另一理论也许可称为“特殊的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将这些一般概念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殊案例,而工业社会是在20世纪出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我当时给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

君主教育与立宪主义

1943年晚秋，德鲁克突然接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电话，副总裁唐纳森·布朗邀请其对通用进行研究。彼时德鲁克34岁，刚刚完成《工业人的未来》一书，却并无任何企业实践经验。这个契机让他得以走进通用汽车，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调研，如愿以偿地对其进行“工业秩序的解剖”。1946年，德鲁克出版《公司的概念》一书，系统阐述了一个企业的章程、准则、组织结构、基本关系、战略及政策等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