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义雄与严复的“人种改良”论比较

在近代中国与日本都曾出现了各自的人种改良主张。高桥义雄为近代日本主张此论的代表人物,他主张通过与西洋人的"杂婚"、废除婚姻陋习、提高生活品质及体育锻炼等方式改良日本人种;严复则是近代中国主张此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改良传统婚俗以及禁止缠足、早婚等方式改良中国人种的某些品质。在日本,人种改良论服从于"脱亚入欧"扩张国权的目标;在中国,人种改良论则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属于从妇女解放到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治日本的“人种改良”与学校体育

采用文献资料法,在搜集大量日文史料的基础上,论证明治日本的学校体育发展迅速且成效显著,与当时为追赶欧美、克服身体劣势而出现的"人种改良"潮流有密切联系。学校体育是在全社会重视身体与健康、重视体育、全民族激情勃发地进行"人种改良"的整体氛围中得以迅速发展的,学校体育也是其改良人种的重要手段之一。启示学校体育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重视形成合力,学校体育才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逻辑的曲折探索——以民国时期民族学界的人种改良讨论为视角

晚清以降,原属生物领域的进化概念被推演到社会领域,从生物层面塑造同质精英化群体的主张随之成为民族学界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方案之一。然而,实践中遭遇的种种困顿反映出所谓的精英群体并非“中华民族”的真正内涵,更不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或最佳方案。在抗战爆发的背景下,学者们逐渐不再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维系于身体素质和血缘联系,以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核心,在精神层面树立民族自信、凝聚最大合力成为救国救亡的新希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方案就此发生了内在逻辑转向。在今天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时,这段短暂的探索具有作为逻辑与实践中介的特殊历史意义。

种族主义与明治日本人的身份认同

近代西方国家出于建立民族国家及开展海外殖民的需要,创立了“科学种族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提出了一种以“白种人优越论”为核心的人种等级秩序,并赋予了日本人“黄种人”这一全新的身份。围绕是否接受这种人种等级秩序,以及是否接纳“黄种人”身份这两个关键问题,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出现了四种倾向:“人种改良论”“日本人种白种论”“亚细亚主义”以及“保守的人种论”。这四种倾向最终归结于两种身份认同,其一是作为与“白种人”相抗衡的“黄种人”或“有色人种”,其二则是独一无二的、优于周边民族的“日本人种”。这两种身份认同彼此影响又互相矛盾,对后来日本的自我认识与世界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优生学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引言优生学(Eugenics)一词是Fraucis Galtou(1822—1911)于1883年,在《对人类才能的调查研究》一书中首次创用的.“Eugenics”是由希腊词根“eu”和“genics”复合而成.其含义是生而优良、生而健康、生乖巧孩子。现译为“优生学”.我国二十年代初期曾译为“善种学”、“人种改良学”等,于今看来已属不妥。

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复兴的理论设想——以民国时期的优生学思潮为中心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在亡国亡种的威胁之下,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天演论》等著译作将人种改良的知识介绍给大众,试图以"优种"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优生学以现代西方科学的姿态进入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被崇尚人种改良的知识精英们视作可依附应用的科学实体,并以优生学为视角展开了关于如何复兴民族的讨论。民国时期优生学思潮的发展是19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外部威胁之下转型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