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核心利益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是当今全球大变局时代的显著特征。面对全球大变局,美国正在重拾地缘政治对抗的冷战思维,加大对华战略遏制。中国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任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中国核心利益外交实践在有效地维护了中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也尚存改进空间。中国应该积极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论述,树立关照他者存在的、注重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相对性的新型核心利益观。践行新型核心利益观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保障。中国核心利益外交需要进一步把握核心利益内涵的生死攸关性、人民性和规范性,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国际生态话语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闻报道的及物性分析——以China Daily为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国际生态话语视角出发,以中国日报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英语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的外宣新闻进行分析,探索新闻话语背后隐藏的生态取向和生态理念。研究发现,中国日报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及物性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物质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心理过程、存在过程和行为过程;非生命体参与者的数量远超生命体参与者,这是由国际新闻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中国日报运用生态有益性话语频率最高,其次为生态中性话语,生态破坏性话语最低;中国日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闻报道表现的生态观可以总结为三大理念:和谐安全、合作共赢、以人为本。

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基于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叉研究综述

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关于人类存在的论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共同表征人类文明新形态。两者在逻辑上是洽合的,它们之间的交叉研究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学界对于两者的交叉研究主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研究等。在这些交叉研究中产生的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研究不仅揭示了人类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的存在逻辑,也回应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需要,值得学界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中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指引下的绿色发展观,在生态政治经济学层面集中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态为民、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等体现出来的人民至上原则,夯实了“公平与正义”的生态政治哲学基础;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方案及基于此的一致行动,是以“民主与自由”为原则的;等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集中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美丽中国与清洁美丽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价值依循。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向度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地球永续发展、人类永续发展、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面对全球治理难题和生态危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其建构性阐释,为实现生态正义和更美好的世界图景贡献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生态向度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渊源,这种渊源在本体论上体现为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普遍思考,在认识论上体现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在方法论上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有效指导,在价值论上体现为对整个人类发展命运的共同关注。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向度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有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生态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建设进程,有利于促进美丽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彝族史诗“梅葛”意蕴生态思想研究

彝族史诗“梅葛”是彝族的“百科全书”,其内容涵盖彝族人民历史文化全貌,所包含的“万物一体”生态思想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原始生态智慧。强调尊重敬畏自然,从共同利益出发,加强生态文化认同,以致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命运共同体。“梅葛”中原始的生态感召是解决当下全球共同面临生态环境难题的指路灯,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溯源,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为创新全球生态治理有效路径提供了现实依据。

构建生态共同体指标体系 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精准把握生态共同体对生态建设的现实要求,着力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评价体系和动态数据库,设计一套具有战略高度、前瞻性视野和可操作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整体主义与生命共同体繁荣

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与物质主义形成合流,这是造成严重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刻根源,也是生态整体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生态整体主义在本质上是指倡导人类彻底摈弃自身地位至高无上的价值论独断,秉持人与自然平等互利、和谐共生的一种生态社会意识形态。生态整体主义的精义在于“人与自然是个生命共同体”。生态整体主义所笃信的是,生存于地球之上的每一生命体都有平等生存发展的权利,人类应以中国哲学中“侍天地”的生态责任精神,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与互利共荣。就当下我国而言,生态整体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就是以“四个统一原则”,即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本的统一,与人为善和与物共适的统一,生活幸福与生态美好的统一,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统一,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完善和创新,以促进生命共同体繁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体育文化生态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

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学科交叉法,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体育文化生态耦合之根基,尝试性地提出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统筹构建体育文化生态的发展路径。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承并创新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文明交流”与“生态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体育文化生态继承并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之核心,考量自然、社会、体育与人之间平衡协调发展,因此二者本体具有相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体育文化铺路,需要建构体育文化生态平台;体育文化生态的统筹更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与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助推体育文化生态不同维度的实践发展路径,包括“积极推进体育文化生态理念,互通互融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继承发扬绿色奥运精神,全面推进六个维度建设;打造大众体育文化之窗,共筑体育生态文明之家;促进中西体育文化融合,加快中国体育话语体系建设。”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助力培养“体育文化共同体”,打造“大美体育文化生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

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而全球生态治理也面临公正价值诉求缺失、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治理中存在责任“赤字”等现实困境,严重阻碍生态善治的实现。面对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呼吁世界各国在治理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历史责任和国情实际,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生态治理,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凝聚生态共识;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实现利益共享;重建生态责任观,彰显责任担当,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家园,为破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人类共同利益:生态伦理学必须高扬的旗帜

人类共同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一种客观实在。19世纪中叶以来，当现实的主体条件和现实的社会动因两方面皆具备时，人类共同利益及人类对它的意识渐趋明朗。人类共同利益是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这体现在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和形成、性质和功能、应用和实践、地位和趋势诸方面。因而，生态伦理学必须高扬人类共同利益的旗帜，致力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全球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形成。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生态利益博弈与中国对策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冲突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集中表现为碳排放、污染转移、绿色技术流通和全球生态公共产品等方面的利益博弈。全球生态利益冲突主要是西方生态价值理念偏见、气候治理韧性和能力不均衡、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全球气候治理中愈演愈烈的“生态利益博弈”困境,中国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并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变革以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以增强国家自主贡献力,践行“双碳”目标国际承诺以塑造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形象。

人类世生态危机与“地球系统治理”——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反思与回应

在人类世境遇下,面向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地球系统治理”的倡导者试图凭借新兴的社会技术力量,在不同治理规模上调节和把控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干预。尽管“地球系统治理”在全球制度建构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因其隐含的技术崇拜和威权主义倾向,未能对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展开分析,而无法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首选方案。对此,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出发回应“地球系统治理”,不仅可以补充对资本主义作为全球性生态危机驱动力的结构性批判,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治理方案。从当下来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中国方案,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旨在以对话、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在人类世境遇下实现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有效治理。

生态危机时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救赎

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在一种二元论的等级制度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被视为自然的主宰,自然则被视为无能动性的僵死客体,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共存关系,造成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身体是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等级制和人与自然二分状态的关键,物质性身体关联着人与环境,身体状况与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环境作为能动者影响人类的身体状况和存在状态。在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的生态危机时代,人们已经不能通过艺术文本静观生态危机,而是被卷入其中,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体验到生态变化。人们需要审美介入,关注日常生活体验中的生态要素,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建构人与环境的生态审美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特点、动因和行动原则

全球生态治理面临着生态危机升级、国际制度建设和全球治理进程的客观条件变化,历经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对抗、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制度基础建立和新世纪全球治理进程的历史演进。从国际关系视角来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进程体现了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国际沟通协商机制化、以国际法为基础、包容性和代表性、人道主义等基本特点,受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历史责任不同等动因的影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需要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体现了主权平等、沟通协商、法治正义、开放包容和人道主义的全球生态治理原则。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性问题,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彰显人与自然的本真样态;资本主义制度悖谬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特质指证人与自然的最终走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回应了时代问题,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国家利益观的启示

伴随着全球化、智能化、生物科技化的演进,进入休戚与共关联状态的人类社会,仍充斥着歧视性、等级性、优劣性等观念。在这历史趋势下,重温马克思国家利益观,用马克思国家利益观解读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世界普遍利益基础上,坚持"共容""共存""共赢""共情""共担"理念。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谋求共生利益中体现大国责任与担当为承载,以探寻共生利益中践行合作与竞争相统一为保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其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从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鲜明的生态问题指向,包括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等。从价值追求层面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生态方面的价值目标,即在建设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并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要着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要遵循其生态逻辑,具体包括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发展共享性生态经济、实现协同性生态治理、共育和谐性生态文化、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共担全球性生态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的生态文学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变得日益迫切,成为备受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改革开放进程为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在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保护环境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1978年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大雁情》为开端,环保题材的文学创作逐渐兴盛起来,一方面以文学形式强化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读者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生态文学发展为一种自成一体的文类,将现实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立体地表现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态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态自然观、以“两山”理论为价值旨归的生态价值观、以“绿色发展”为特质的生态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生态观、价值观和实践观的理论延伸,不仅是对人与自然之间本质关系的深刻诠释,而且为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21世纪的生态治理实践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此理念指引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