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双重使命

在民族国家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回应国家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双重使命,彰显了本土化与全球化、国家视野与人类情怀的融合与张力。经由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国家利益关切的教育,最终走向国家忠诚、民族情感的教育,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要求;同时,促进世界视野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培育,推动全球危机应对、人类共同繁荣视域下的人类情怀的发展,也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主题。基于此,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坚持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的目标导向,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价值内容创新,推进情智交融的爱国主义教学,探索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实践,从而更好地培养兼具国家忠诚与人类情怀的时代新人。

“人类的祖国”:哲人卢梭的历史爱国主义

卢梭的爱国主义在众多解读者笔下呈现出多重面相。施特劳斯及其学派把卢梭塑造成反启蒙的爱国哲人,他所推崇的爱国主义政治德性是通向绅士统治的“钥匙”。卡西勒以爱人代替爱国,彰显卢梭坚定的现代启蒙立场,使其爱国主义在文化-符号体系中获得责任伦理的定位。卢梭的爱国主义蕴含着历史决定论逻辑,因而是一种历史爱国主义。事实上,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和卡西勒旨在沿用抽离了卢梭爱国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逻辑,致使他们在解读卢梭时出现谬误并陷入困境。新罗马进路的理论目标由于与卢梭“人类的祖国”高度亲和,常常成为卢梭历史爱国主义的试验场。正因如此,新罗马的国家建构理论始终无法克服个人自由与法定义务之间的张力,且落入施特劳斯式的德性陷阱和卡西勒式的闭环有机秩序当中。

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心理学演进

心理学的演变面临从人类主义的时代到后人类主义的时代转换,涉及从自然人类到机器人类的变迁,从自然智能到人工智能的变迁,从自然反映到生活创造的变迁。从人类到后人类包含了研究立场重要的递进:一是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二是科学实在论到社会建构论,三是镜像反映论到共同生成论。后人类主义带来了重要变革包括从自然进化到技术创造,从科学技术到人类文化,从科学理论到科学实践。后人类主义持有一些基本原则,体现为思想的原则、理论的原则、研究的原则、创造的原则、生活的原则。后人类主义给心理学的研究、演变和发展带来的影响包括从物质主义到心理主义,从自然心理到人工心理,从直接反映到现实生成。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心理学的新突破在于:一是从环境决定到关系决定,二是从心身关系到人机关系,三是从反映主义到共生主义。

人类世的“生态共产主义”如何可能?——从斋藤幸平看马克思晚年的共产主义思想

面对当前严峻的人类世危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斋藤幸平近年依据对马克思的手稿研究,提出具有“去增长”特征的生态共产主义思想,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在理论上,斋藤幸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共产主义”概念,但他以马克思晚年的生态思想为依据试图倡导具有“去增长”特征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回应资本主义盲目的技术与经济增长追求导致的各种危机,实际上就是一种谨慎的生态共产主义思想尝试。尽管他的“去增长”发展战略以及他对马克思晚年共产主义思想的“去增长”解读引起了巨大的学术争议,但是,他从生态维度对马克思晚年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层发掘,从人类世视角不自觉提出“生态共产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值得认真关注。

从内在批判到哲学人类学——哈贝马斯实证主义批判中研究方法的转变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界开启的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哈贝马斯一开始明确追随阿多诺,并采取一种内在批判的时域对实证主义展开批判。随着论战的深入,哈贝马斯的观点逐渐倾向于一种哲学人类学的视角。这一转变过程反映出哈贝马斯尝试突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的方法,进而构建自己版本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转变尽管为哈贝马斯开启了新的语用学研究领域,并且导向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但是内在批判的抛弃使得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丧失了历史性的原则。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厚基础之上,富有深刻的哲学底蕴。其中,坚持问题导向,在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回应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彰显了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观底蕴;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站在人类文明发展高度明晰世界历史的特征、动力、目的、道路,彰显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底蕴;坚持知行合一,以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的姿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底蕴;坚持人民至上,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彰显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观底蕴;坚持运用科学思维方法,以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认识指导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彰显了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底蕴。科学把握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哲学底蕴,对于回答“世界向何处去”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人类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因而不需要自己给自己立法,动物天然置身于自然法则之中而获得了物种永久生存的保证。人类因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生产”,这等于没有固定的“尺度”,因而需要自己为自己的永久生存完成立法。西方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类物种作出种种生存立法,但这些立法基于唯心论世界观抽掉了人类物种的“自然生命”基础,所以仅仅为人类物种的生存完成了抽象立法。这一抽象立法把人类物种的“精神生命”从“自然生命”中剥离出来,因而无法保证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马克思从唯物论世界观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形态的演进规律,把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确立为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之法,最终完成了对人类物种实现自己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别现代主义、定性计算感与后人类音乐

定性计算感源自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数量计算,其旨在定义一种人类空间、环境数据与人的情感影响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性质计算。后人类音乐研究旨在从后人类主义视角出发,观察当代音乐中具有明显后人类特征的音乐艺术实践。别现代主义源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话语体系的“别现代”理论,根植文化主体性意识和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具有显著的人文学批判精神与美学学科特性。探讨后人类音乐,在聚焦音乐自身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其科技前因与哲学后果,需要以后人类音乐为中心,系统讨论其主要构成与艺术特征,揭示定性计算感作为其技术环境的前置条件,并进一步置于更宏观的别现代主义哲学语境中加以考察。中文科幻歌剧《七日》就是一个具有后人类特征的后人类主义音乐个例。

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爱国报国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存在内在统一关系。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生态理念、责任意识、和平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学校要紧扣爱国报国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统一关系阐明育人目标,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发挥各种教育手段的相辅相成作用,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有效培育青少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一次都市爱情题材向科幻叙事的转向:从《非诚勿扰3》中的后人类主义视角说起

2024新年之际,曾经以风格独特的“冯氏喜剧”在内地开创“贺岁档”与“贺岁片”概念的导演冯小刚携新作《非诚勿扰3》(2023)回归,率先开启了2024年春节档的激烈竞争。从商业表现来看,《非诚勿扰》系列有着较为辉煌的“前史”。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高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已经开始欢迎并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校学生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肩负着重要使命,凝聚着磅礴力量和希望之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旨在帮助高校学子根据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增强爱国意识和责任感,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高等学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对现有爱国主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高等学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策略。

数字衣橱与身体解放——探讨后人类主义下数字时尚艺术的角色

在一个逐渐由数字构建的世界里,时尚正经历一场革命—一场超越物理界限、触及人类深层自我认知与表达方式的革命。文章深入探索了如何通过后人类主义的镜头,将数字时尚艺术视为一种身体和精神的解放工具。在元宇宙背景下,人们将数字衣橱视为超越物理限制的自我表达工具,让个体在虚拟世界中探索多元身份,并分析相关案例,揭示这些数字创造如何推动个体探索和表达自我,同时也触及伦理文化的挑战,旨在为数字时代下的自我和社会互动提供新视角,鼓励对时尚、技术与身份的深入思考。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出现诸多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不平等结构、不可持续发展以及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分别表现为全球“发展赤字”、掠夺手段隐蔽化多样化、更严峻的生态挑战及重大疫情爆发以及美国世界地位的下降和中国世界地位的上升。同时,资本主义新变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新均衡式发展、共同繁荣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对话协商理念相冲突。中国为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技术的批判与超越:人类增强技术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斯坦霍夫的回应

对于人类增强技术,超人类主义者主张通过技术完善人类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詹姆斯·斯坦霍夫(James Steinhoff)主张挖掘超人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联,以社会结构视角关注技术的设计。基于此,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针对性的批判性分析,主张从制度-技术-人的视角深挖人类增强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分配不均、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应对建议,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最终尺度,引导人类增强技术的正向发展,从而真正增进人类福祉。

人工智能能够拥有意识吗?——基于超人类主义的讨论

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也是关于人工智能其他讨论的前提性问题。历史上关于意识的讨论很多,我们目前能够得到意识的两个确切定义:第一是主观体验,第二是信息。当我们探究机器意识时,生物自然主义从内在体验的角度去论证机器意识不存在,而技术乐观主义则将意识体验归于计算,以此来说明机器意识的存在。不过,即便是在超人类主义视域下,也没有科学的论证方法能够证明机器意识的真实存在性。我们只能发现,人工智能拥有意识仅可以算作是一个文学性的想象性命题,而人工智能意识问题的重点应该是一个实践性命题,即去探索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及其人类解放意蕴

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现代化基础,但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也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使人类陷入了现代化的困境之中。这也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进步与解放的限度。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逻辑、发展目标、发展内容、发展方式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方位超越,有效克服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人自身的异化,具有鲜明的人类解放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解放意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高度契合,是科学社会主义人类解放命题的中国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新重大成果。

格伦德曼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维度与生态意蕴

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是内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格伦德曼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阐发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指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支配自然”观念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现代的、扩展的、人与自然双和解的人类中心主义,蕴含丰富的生态意蕴。从思想史视角来看,格伦德曼开创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赋予“支配自然”积极的意义,有力地回击了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诘难,凸显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在当前“人类世”背景下解决生态问题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中存在无法避免的理论缺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超越初探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展开,逐渐对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进行反思与超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思想从生态价值理念、生态治理策略及生态治理目标体系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与实践缺陷,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向,而且为全球性生态环境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类经济体制文明新形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社会经济体制的适当调整,是人类文明对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制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一关键问题的最新回应。作为人类经济体制文明的崭新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保障社会生产的稳定性、引导资本的有序发展、化解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时代呼唤下,我们必须坚持持续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方向相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统一,坚持建设开放包容的市场经济体系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统一,才能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人类经济体制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镜像·伦理·后人类主义:《流浪地球2》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学研究

《流浪地球2》热映期间,以不俗的口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末世危机下,数字人与人类有着共存之争,由此引发后人类主义的伦理存在危机。在电影中,后人类主义拓展了故事的叙事元素,延伸了故事的叙事空间,形成了后人类主义叙事美学。同时,电影中所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学,实现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国家情怀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越,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学的深刻内涵。如果说科幻电影元年由《流浪地球1》开始,那么《流浪地球2》无疑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又一高峰,开辟了中国电影工业生产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