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共同体:平台世界主义的主体论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证,“传播”与“共同体”具有高度的同源关系,国际传播共同体的建设可以看作构建“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路向。从“平台世界主义主体论”的视角理解国际传播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可以发现:一方面,早期世界主义的主体理性与交往理性落地难度大;另一方面,“盎撒式”全球化的国际传播也背离了“世界主义”的理念传统。由此,建设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国际传播共同体,必须继续发挥国际媒体间合作的深厚基础优势,加快数智化平台化转型;以国际组织为“火车头”拉动传播共同体建设;培育数智平台新兴传播主体跨国交往的众聚力量。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价值与世界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综合型的实践共同体,涵盖物质实践、社会实践以及精神实践三大社会生活基本领域。在实践活动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全球性的特点,超越了地区性的组织,搭建了全球性多边外交平台,将人类的共同发展视为统一的归旨。由于实践具有客观现实性,当前主权国家依然是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因此各国具体的活动必然围绕主权国家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以主权的国家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既尊重各国的特殊性,又尊重全球的普遍性,以此作为实践的前提。该理论满足各国活动的有效性,以多边共治来建立权力结构,满足参与国的不同利益需求,以共同的利益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从人类社会整体高度展现出了实践的有效形式。这一理论还突破了政治限制进行国际合作,建立互商互量的全球治理秩序,体现了中国对全人类未来走向的智慧思考,以共赢的价值作为历史发展的指向,从哲学意义上展现出了实践的向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使全球呈现出一体型的结构,摒弃了丛林法则,并指向共同繁荣的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体育价值转向的动力、特征与世界意义

时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周年之际,从体育之于个体、社会、国家三重维度诠释当代中国体育价值转向的动力基础、向度特征与世界意义。研究认为:1)当代中国体育价值转向动力源于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道路探索,即满足个体多元体育需求、提升体育治理效能、推进体育强国建设;2)当代中国体育价值转向宏观体现为对“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观念的文明自觉,具体呈现为满足个体多元体育现实需求的生活化,提升体育治理效能的秩序化,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理性化;3)当代中国体育价值转向的世界意义在于为世界体育发展提供了“一起向未来”的中国实践方案,保障个体全面发展的有效性,达成社会善治目标的示范性,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真实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文明叙事理路及其世界意义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中实现价值引领,推动新文明思维的创新和文明秩序的构建,集中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和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彰显了批判与建构的双重逻辑,诠释了现代文明的理论自觉,在理论确证中构筑了人类“一体化”文明愿景。一方面,世界历史塑造了全人类的价值主体性,普遍交往规制着深层次价值共识的应然性,共同利益诠释了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价值超越中彰显了人类文明新秩序,创新了人类文明思维,推动了人类文明转型,实现了人类文明价值旨归。因此,要在实践中阐扬凸显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开启迈向世界文明的崭新场域,有效诠释现代文明的理论自觉,展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样态。

人类美好生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追求目标

人类美好生活是人类在双重世界实践中构建自我生活的美好设想,是人类社会中的必然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都是以人类美好生活为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与公民三个层次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以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共同追求目标,从而成为构建两者之间内在相通的重要基础之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开阔的世界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突出彰显了“和平、发展”的共存道路定向,蕴含着“公平、正义”的邦国关系准则,折射出“民主、自由”的理想价值追求,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和思想滋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破除了困扰人类文明发展的“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为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类应当何去何从提供了中国答案,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担当,创新了人类文明共同体治理思路,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原创性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特质及其世界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凝结着世界各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全人类追求普惠美好生活的时代回应,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重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性危机的价值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主要体现在:它是世界历史语境下的共通价值、映照全人类的理性价值、开放包容的共享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引领世界未来发展走向具有重要价值,其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为应对全球性危机提供价值遵循、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构提供价值导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我国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贡献的中国智慧,其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继承的基础上,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符合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在文明形态上,实现了从单一的资本主义文明到社会主义文明的拓展;在民族国家关系上,实现了从暴力扩张到合作共赢的改善;在历史主体上,实现了从无产阶级到全人类的转变。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一系列对全球治理有建设性的方案,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典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历程及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站在世界全局视角提出的顶层设计,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性问题的中国答卷。中国对共同体的认识和发展根植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中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是对中国历年发展成果的经验总结,呈现出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当代运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的理论特质,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逻辑延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世界性,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凝聚人类文明新共识、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伦理自觉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特质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自觉是主体对自身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义务和责任、行为和活动在伦理层面的“自知之明”,是主体从一定道德意识和价值立场出发对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自觉认识、伦理反思和价值创建。伦理自觉是蕴含和贯穿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和实践之中的伦理线索和内在机制。这一伦理线索和内在机制使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呈现出显著的价值特质:“人类”作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主体,是价值共享主体、价值创造主体和价值责任主体的统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是生命至上、健康平等和生态正义的统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进路是以价值共识为基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途径、以价值共赢为结果的价值认识和价值实践过程。

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21世纪全球化生存的主体间性逻辑

21世纪的全球化生存需要实现一种从西方“普世价值”主导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的范式变迁。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于人类普遍交往日趋加剧的全球化语境中,蕴含破解共同发展难题、优化全球生存环境、构建美好未来世界的主体间性逻辑。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着与当前世界历史迈向更高阶段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关系论原则、实践论旨趣和生存论意向:立足普遍交往的经验现实,以平等的关系理性涵容人类“相遇”的客观发生;着力于视域融合的交流互鉴,以明确的实践理性促进人类“相知”的共识达成;落脚于差异共在的世界图景,以积极的生存理性构思人类“相融”的和谐未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的21世纪全球化生存,将充分展开世界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有力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未来。

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与辩证法的展开——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超越

西方世界长期鼓吹自身关于价值的主张,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这套价值体系。然而,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历史性,已经驳斥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普遍适用性和永恒性。这恰好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早已证明过的观点: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辩证法作经验历史层面的展开,可以揭示西方世界提出的价值体系就其实质而言,只是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将自身独特的经验历史状况形而上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其内部依然潜藏着种种矛盾与冲突。事实上,隐匿于这套价值体系背后的依然是一种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与之相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遵循主体间性(文明间性)原则,力求在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以对话和沟通的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才是真正“具体的普遍性”,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标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和机遇并存。全球各国在竞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中迫切需要谋求发展的价值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核心,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同时,提倡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的公平正义,并且始终以人的解放为价值导向,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深刻阐明了全球发展的交往共识和价值共识之所在。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学说,不仅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还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角度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极具现代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准则。

论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理路探析

随着全球范围内大国之间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较量日益加剧,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意义重大,有利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为应对敌对势力的有心污蔑提供价值澄清,为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提供价值支撑。当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主要面临多元文化差异的排挤与互斥、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与竞争、话语平台与叙事能力的不足与欠缺等现实困境。为此,要进一步加强跨文化分众传播,深入阐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与张力;强化国际议程设置思维,主动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设置议题框架;创建立体化国际传播机制,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效果;畅通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意义。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教育的伦理价值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念共同体或意义共同体,它基于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实现世界共赢共享的系统性方案。教育作为人类的共同事业,通过培养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人,承担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职责与使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域,分析揭示教育的伦理价值内涵,可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论阐释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教育的伦理价值内涵可以通过平等性、他者性与自主性三方面进行具体阐释。教育的平等性内涵通过阐释教育平等、智力平等与智性解放之间的关系,重申“凡智力皆平等”的主张。教育的他者性内涵具体体现为他者伦理、好客伦理,借此可探讨构建相异之人社群的可能性。教育的自主性内涵意在揭示教育的独立自主发展和教育的主体化功能。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逻辑及文明指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自提出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的质疑,面临与“普世价值”的比较,因此要厘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逻辑和文明指向,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深刻的现实基础,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道义性;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景、“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实践传统;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百年奋斗历程;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破除思想迷雾,提供价值支撑,指明着力方向,有着高远的人类文明指向。

以文化认同赋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

文章旨在探讨文化认同如何赋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文章从文化认同的强度、稳定性、契合程度以及内涵外延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文化认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影响机制。文章还提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强调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创造认同氛围、优选传播平台和方式等举措的重要性。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

国际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形式。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中积极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阐述对人权事务的观点和主张,二是提出或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提案,三是参与制定、投票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宣言和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中国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即积极倡导者、坚定维护者、内涵阐释者和共识凝聚者。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越来越多地被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通过,中国提出和支持的许多主张被纳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宣言和决议之中。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当代西方世界主义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当代西方世界主义都是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构建世界共同体的理论设想。这两种理念存在内涵共通性:都具有普遍主义哲思内核;共同关注全球生产交往中不正义凸显的社会现实;站在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相同立场;主张以国际合作为基础深度改革全球治理。两种理念的差异性则体现为哲学基础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现实基础上对世界不正义问题不同层面的描述和解释、核心内容上要求民族国家和跨国机构进行差异化改革、实现路径和实际效果上科学空想和显著有限的区别。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于当代西方世界主义形成了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超越,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

新世界主义的当代理论嬗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在二十大报告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一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与世界关系为线索,探寻“世界”概念的变迁并厘清其实践转向,回顾“世界主义”理论沿革,来正确认识中国“新世界主义”的理论超越性,对于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