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图像与刑法中的超个人法益——以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为视角

人之图像决定了超个体法益的质料与边界。自由主义法益论之经验的或先验的个人形象,要么与其法益的整体价值相冲突,要么忽略了一个真实的人类社会之样态,均不能担当起超个体法益背后之主体的角色。必须将超个体法益的主体形象考察拉回到现实的存在图式中去。这意味着社群主义与超个体法益之链接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社群主义的超个体法益能够发挥风险应对机能、促进社群整合和认同机能、积极福利供给机能和文化契合机能。其更青睐刑法的保护法益原则,同时将控制刑罚权的任务交给了程序性的商谈原则。

人类染色体图像分析与识别系统在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中的应用

染色体数目或结构异常所致的疾病称为染色体病。染色体核型分析(即染色体检查)是确诊染色体病的主要方法。自Caspersson等于1970年发表第一张人类染色体显带照片以及1971年巴黎国际命名会议以来,现已发现人类染色体数目异常和结构畸变3000余种,染色体病综合征100余个。因此染色体检查十分重要。 一、资料和方法 1.对象 我室自1986年～1999年,已为4140例遗传咨询者及其他相关患者进行了外周血染色体检查。

人类染色体图像分析系统在核型分析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该系统在核型分析中的价值。方法 比较使用该系统前后因染色体标本质量欠佳导致复查例数及发现染色体异常的例数。结果 使用前因染色体标本质量欠佳导致复查的例数 6 0例 ,占 16 % ,使用后因染色体标本质量欠佳导致复查的例数为 2 2例 ,占 5 0 5 % (P <0 0 1) ;使用前发现染色体异常例数 6例 ,占 1 6 0 % ;使用后发现染色体异常例数为 2 2例 ,占 5 0 5 % (P <0 0 1)。结论 利用染色体图像分析与识别系统可降低因染色体标本质量欠佳复查率 ,同时帮助检查者发现更多染色体异常病例。本系统省时省力 ,在图像保存 ,模式图建立 。

汉斯·贝尔廷人类学视野下的图像理论

人类学理论是汉斯·贝尔廷图像研究的重要资源,其选择与利用人类学理论资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正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使贝尔廷图像理论区别于当前流行的图像理论,并在当前复杂的图像现象中具备了解释图像的有效性。贝尔廷认为图像与个体人的身体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以"活着的身体"作为重要媒介,能够实现"内生图像"与"外在图像"的相互传递。在这个过程中,"凝视"(gaze)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了图像生成及图像意义的生成。因此,贝尔廷这种人类学资源与图像学理论的结合研究,不仅扩展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也极大地推进了图像学与艺术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象山民间传统艺术“渔文化”的图像人类学阐释

象山民间传统艺术中蕴涵着丰富的“渔文化”内涵,传统剪纸艺术是其视觉化呈现的典型代表。运用图像人类学理论加以阐释,是属地民众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发展,其图像与符号在“人与图”的关系中,展现出民众的生活情感与生命宇宙哲学观,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审美旨趣与艺术形式,为解释其自身的艺术与审美提供原始而有力的佐证。

图像文化人类学志论

图像文化人类学志是用静态的影像表述、研究、分析人类文化的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人类影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视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人类用图像文化人类学志的方法论表述、研究、分析人类文化已经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实践。但我们对图像文化人类学志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却极为薄弱。图像之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和功能有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了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影像天空;二是成为独立地记录、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影像手段;三是帮助人们进行文字文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四是可以进入摄影展览的领域,形成图像文化人类学研究和展示的新方式。

中原年节文化的图像人类学研究

中原年节文化是指在中原地区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节日文化。随着我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进，中原年节文化的生态环境和受众群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在分析图像与人类学研究关系的基础上，阐释中原年节文化的特点和重要性，探讨中原年节文化图像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以期探寻中原年节文化传承、发展和研究的新策略。

图像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干旱

西南地区旱灾是2010年初的热门话题。在图像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的西南地区旱灾,呈现了自己独特的意义。在图像文本和文字文本显得同等重要的世纪,西南地区旱灾的图像就成为一个经典事例。在为西南地区旱灾"读图"的同时,亦"图读"我们的图像文化人类学。

图像知觉的媒介与图像人类学中的身体问题

汉斯·贝尔廷的图像人类学发展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中的“身体”理论,在“图像—媒介—身体”的三元综合中革新了图像学研究范式,拓展了现代图像学的研究范围。贝尔廷将身体作为图像的活媒介,媒介化的身体深度介入了图像的生成,改变了图像艺术研究中形式与物质的对立关系。知觉现象学将心理意象的发生建基于主体内外知觉与世界之间的亲历关系,贝尔廷据此探讨内视觉与精神图像的构成关系,提出图像意义的内生性问题。图像的观看问题贯穿于贝尔廷的图像人类学思想,具身凝视在延续梅洛-庞蒂肉身化视觉的基础上,将他者带入观者视野,在图像凝视中发展出与他者的共在关系。

民族艺术形象的跨界传承蠡探--以哪吒形象为例

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化的互渗现象尤为突出。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艺术形象受民族文化自身演化规律及外部因素的双重影响,其现代传承面临较大的挑战。在时代的变迁中,民族艺术形象的传承应注意文化互渗、跨媒介传播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活态传承的基础上秉承动态传承的思路,才能以民族艺术形象的跨界传承带动民族文化遗产的整体传承。以哪吒形象的跨界传承为例,借鉴图像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Emic分析法和Etic分析法从文化传承的内外视角进行双重分析,可揭示民族艺术形象本体与变体的辩证关系,为民族文化的跨界传承提供创新路径,有利于构建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谱系,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于“身体”的再观照——中国民族民间舞研究方法的拓展

现有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研究多从文化整体观视角出发,围绕舞蹈、环境和人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行由表及里的文化阐释。在此基础上,“身体”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的主要艺术载体,在民族民间舞语境中有着丰富的意义和内涵,理应对其媒介性、自主性、多元性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图像人类学从人本主义视角切入,强调媒介自身的意义与独立性,并将身体的概念置于其理论中心,可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路径参考。在将图像人类学中“三具身体”的理论范式置入对民族民间舞创作实例的考察后,可以发现中国民族民间舞作为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只有在原生形态与艺术形态的转换中,把握住集体传统中身体文化基因的提纯与延续,才能在传承创新中保持其原真性。

“图像-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观者视角与批评之维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基于自身田野调查实践,以参与式观察视角研究影像民族志。这一视角依赖于人类学家自身的拍摄者身份,而对这种拍摄者身份、对拍摄过程中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对拍摄内容的选择和编辑的梳理与反思则构成了影视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学科实践下,拍摄者相对于影像及其观众而言,始终是更加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对影像民族志自身的主体性有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此种视角下的研究也容易压缩乃至忽视影像民族志的图像主体性。要认识作为“图像主体”的影像民族志,人类学家就需要跳脱出图像生产者的惯常视角,进入图像内部来探索它们如何实现自身的传播与消费。这需要一种更加关注图像本身如何被接受、观看、谈论的“图像-人类学”方法论框架。该框架包含了图像接受与消费的“观者视角”与在此视角基础上形成的“批评之维”,它们共同标志着影像民族志研究的重心从拍者视角到观者视角的转变。

戈达尔与当代艺术体制中的暴力批判问题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标志性人物戈达尔在二战后“艺术暴力化”潮流的形成过程中贡献重大,突出表现在他对当代艺术体制中相关话语生产方式的引领作用上。他对影像所自然包孕的多元的暴力因子的揭示,显示出某种“暴力图像人类学”的意义。但戈达尔及其同时代人对暴力话题的过分热衷客观上也带来了当代艺术过度暴力化的后果,当前艺术界对暴力展现“无下限、无底线、无疆界”的程度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