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归因与超越:人类增强技术异化分析

人类增强技术增强人类能力,却也可能异化为桎梏社会发展的危险力量,造成自然系统紊乱、社会公平危机、人类主体客体化。其原因在于技术合自然性和反自然性之间的博弈使得人类增强技术在应用后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社会的理性分裂致使人们在效率思维的支配下将人视为某种工具性的存在。而一些科研人员缺乏伦理反思,跨越禁区进行危险技术行为,将导致异化风险的深化。为此,人们需要自觉践行技术“善”用,遵循“负责任创新”理念,积极推进人文主义规范建设,将人类增强技术发展控制在合理的“度”的范围内,使其真正造福于社会。

技术的批判与超越:人类增强技术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斯坦霍夫的回应

对于人类增强技术,超人类主义者主张通过技术完善人类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詹姆斯·斯坦霍夫(James Steinhoff)主张挖掘超人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联,以社会结构视角关注技术的设计。基于此,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针对性的批判性分析,主张从制度-技术-人的视角深挖人类增强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分配不均、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应对建议,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最终尺度,引导人类增强技术的正向发展,从而真正增进人类福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视野中人类增强技术研究主题、热点与趋势

文章使用CiteSpace分析软件,对国内外人类增强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参考文献进行合作、共引和关键词共现,分析了人类增强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区分研究的主题与热点议题及近20年人类增强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演变和前沿趋势。结果表明:一是人类增强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集中在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与汇聚技术下的人类增强四个主题。二是此方面研究出现过三次转向,即从疾病治疗研究转向普通人增强技术应用的社会考察;从认知增强的医学考察转向道德增强与情感增强的伦理研究;从人类增强的技术研究转向汇聚技术下的增强技术风险的人文评估。人类增强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涉及医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未来研究将聚焦多种技术、多个主题、多种领域的融合与创新。

技术之后与伦理之前——人类增强技术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其出路

增强人类一直是前技术时代和技术时代的哲学和现代性谋划的梦想。后技术时代的来临使得人类增强的技术展现(特别是NBIC的汇聚)有如"脱缰之马"。"技术激进主义/技术保守主义"之争表明,人类增强技术在其前沿性技术展现中使今日之人面临"技术之后-伦理之前"的困境。生命伦理的反思在关乎人性的改良、医学功能的转移、技术的逾越性、公正的有限性四大生命伦理挑战时,呈现出"未决事项"的特征。寻求一种"允许的伦理"而不是一种"禁止的伦理",是人类增强技术面对生命伦理难题时的解决之道。

人类增强技术:后人类主义批判与实践伦理学

当代高技术的发展使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折:技术的对象转向了生命和人本身,而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也进一步深入到了它的基础层次。技术、经济与人的需求三者是相互纠缠的,一方面,技术与经济相互内生,科学知识被商品化、市场化;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后人类问题讨论的核心是问题是关于人的进化问题。后人类主义过于乐观,因此发展新技术需要一种审慎的和负责任的态度。应对高技术带来的复杂伦理问题,需要新的思路、新的行动原则,需要一种实践的伦理学。实践伦理强调情境和具体性,要求技术增强的研究与应用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实行安全第一、差别发展、优先应用三大伦理原则。

论传统人类增强技术与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差异性

传统的人类增强技术与新兴的人类增强技术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异。在对人的作用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外在间接性"与"内在直接性"、"稳定提高"与"快速高效"、"宏观整体性"与"微观系统性"的差异。在研发主体方面,存在着知识背景、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对人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增强技术的自然属性与技术属性比例、人的自主性影响、人的健康影响差异。在技术风险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危害性及不可控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侵害了个人自主吗——基于身体财产权的分析

对于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是否侵害了个人自主,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回答。同时,也应该区分为两种情境分别讨论,即个人选择对自身实施增强,以及父母选择对未出生的孩子进行增强。如果自主指的是实现自我管理的能力保障,摆脱外在的依赖和外来的干预,抑或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那么无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能找到支持各自观点的论据。如果把自主理解为个人拥有的对自己身体的财产权,那么个人选择对自身实施增强的选择可以得到辩护;以同样的理解为前提,当孕妇选择对胎儿进行增强时,只要这种干预受到不伤害原则的约束,并借助哈贝马斯商谈伦理中“虚构知情同意”的保证,那么孕妇的增强决定也不构成对胎儿自主的侵害。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考量

人类增强技术作为利用高新技术提高人类机体功能或能力的一种技术干预手段,是对人类身体进行的一种技术上的改变,这必然在"人是什么"、社会公平、安全与自主权等方面引发一定的社会伦理问题。而这正是对"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这一绝对律令的违背。由此需要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全面的评估,从坚守"增强底线原则"、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加强伦理审查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预防或减少不良后果的产生。这样才能保证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做到有效性与合理性、真理性与价值性、安全性与效益性的完美统一。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的迅猛发展引发了诸多人文思考,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资源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新视野。从儒家文化看,HET的发展应该融入“仁”的内涵,实现“仁爱万物”的和谐;从道家文化看,HET的发展需要循“道”而行,尊重生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墨家与法家文化看,HET的发展需要遵循“兼爱”与“法度”的技术规范,追求在现实层面助推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更好发展。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更强调类似于“道”之类的人文规范对技术的规约功能,强调“德福一致”的人文取向。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可以为HET构建更具合理性的“技术-人文”关系,为HET提供基于人文主义的更健康的发展方向。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设计伦理问题探析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作用对象是人类自身,这就导致了技术主体与客体的重叠、技术目的与手段的交叉、技术设计与评价的纠结,引发了生物身份设计、社会公正设计、人类自主性设计的伦理问题。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设计伦理,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维护公平正义”“和谐共生”“考虑周全”和“责任前置”的伦理原则,充分考虑其对人的生命健康、社会公正和全面发展的潜在影响,避免出现不可逆的消极后果。为了保证设计伦理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中应用的实践有效性,需要加强对新兴人类增强技术设计的风险评估、社会监督和伦理教育。

论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与残疾人尊严的保障和提升

当今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残疾人提供了改善自身境遇和尊严的机遇和条件,物理增强技术可以修复由于意外所导致的人类身体上的一些自然缺陷,情感增强技术在帮助残疾人摆脱负面情绪的同时,还可以使社会大众增加对于残疾人群体的同情心,道德增强技术能够使得人们承担起改善残疾人状况的责任。认知增强技术也可以促进道德增强,这是由于道德感是建立在判断的基础上的。增强技术本身对于残疾人是有利的,但是需要对其应用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因为不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增强技术甚至会加剧残疾人的劣势。通过理性构建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制度才能够保证人类增强技术切实维护残疾人的权益和尊严,而这个过程体现的是对于整个人类权益和尊严的维护。

面向人类增强技术的分配何以正义?——基于自我所有权的论证

发展迅速并日益普遍的人类增强技术对分配领域造成巨大的影响。根据在增强技术下人们对其身体拥有所有权和支配权以及人类增强技术与人存在着高密度的关系可知,人类增强技术属于人们的“自我所有”。因此,不管是人类增强技术对持有主体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产生增强效应从而提高持有主体的劳动效率或工作能力从而导致分配不平等,还是人类增强技术对持有主体的身体带来某些方面的风险或隐患从而降低持有主体的劳动效率或工作能力从而导致分配不平等,都不能被认为是分配不正义。不过,由于人类是一个共同体,生于其中的人们既存在隐形合作的事实,也存在化解风险的需要,更存在美美与共的理想,这就意味着仍然有必要对人类增强技术下的分配不平等进行共情调适。

人类增强技术与科技馆展览设计相结合的探索

在今后的30年里,人类增强技术将带领人类突破自身潜力的极限,利用这项新技术开展科普展览、教育活动是顺应信息化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从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前景、传统科技展览设计思路存在的问题、国际科技馆先驱们的主要展览设计思路、以主题为核心的人类增强技术展览设计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提炼。

人类增强技术的哲学反思与伦理审视

人类增强技术作为一种运用会聚技术提高人类生理与心理能力的技术手段,其对于人体的嵌入式的干预打破了传统技术观下人物二分的本体论模型,这也意味着对传统技术的颠覆,但从增强人类能力的目的与追求完美化的理想来看,人类增强技术又被视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式的技术形态与人文传统的延续。断裂的观点与连续的观点之区分构成了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的分界点,两大阵营围绕人类增强技术所带来的“增强”与“治疗”的概念界定、自主性与社会公正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双方各自在自然人性论与进化论的理论基点与理论框架下的伦理论证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无论如何,这些理论探索对于揭示和理解人类增强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思路,而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合理而有限监管的中间道路、增强技术实践应用的伦理原则以及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与伦理审查制度可以构成当下应对人类增强技术伦理问题的策略框架。

脆弱性分析:反思人类增强技术的使用限度

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争论都与利用技术来减少人类脆弱性的程度相关,因此脆弱性可以成为反思人类增强技术使用限度的切入点。普遍-特殊脆弱性的传统分类方法被指责“过于宽泛和过于狭窄”。采用罗杰斯提倡的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可以对脆弱性的不同来源(固有的、情境的和病原的)和状态(倾向的和发生的)进行分类。固有脆弱性能够破除技术“激进主义”的幻觉,要求为人类增强技术设定阈值;情境脆弱性可以超越技术“伦理中立”的逻辑,强调人类增强技术应优先应用于弱势群体;病原脆弱性呼吁走出技术“必然幸福”的误区,提醒人类增强技术的不公平分配必然引发新的正义问题;倾向-发生脆弱性通过区分人类增强技术与传统技术,希望人类从“祛弱”的“善后治理”思维转向“畏强”的“前瞻治理”思维。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视域下人类增强技术的哲学考察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是具有现代高新技术典型特征的“小写的技术”,它对人类认知、情感、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干预和调节与人类传统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催生了诸多哲学反思。其中,兼顾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对于从技术内部的层次结构、形成过程和演化机制等经验层面,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系统描述具有充分潜质。为此,在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下,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转向后的伦理学、技术方法论等维度的探索与反思,保障了对人类增强技术“本身”的关注,在过程和情境中动态把握人类增强技术演化方向,在批判后达成一种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的“重建”,有助于促进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何为“增强”:比较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的一个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讨论面临“增强”概念的界定难题,对“增强”概念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待此技术的态度,并形成了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两大阵营。双方都根据道义论和效果论等主流伦理学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道德理由。通过对两大阵营的批判性考察可知,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之间存在根本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在于如何界定“增强”概念本身,还在于他们在界定该概念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与研究进路的差异,即对人与技术关系、技术与伦理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通过对比二者在应对超人类革命危机时所采取的不同理论策略,可以看出坚持“内在主义”研究进路的超人类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的理论优势。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

人类增强技术会催生出“超人类”吗——机体哲学视角的考察

新型人类增强技术的现实应用和可能前景引发了诸多学者关于“超人类”的讨论。从机体哲学视角看,人类本质上是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耦合。人类增强技术作为改造人类自身机能的技术,如果能够带来各类机体的协调发展,将使人类发展进入更高级阶段但不会催生出“超人类”;如果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破坏了各类机体的和谐关系,就会带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异化,这种意义上的“超人类”对人类社会是不利的。富勒等乐观派提出的理由和悲观派对“超人类”的忧虑都存在忽视各类机体之间有机联系的倾向,前者孤立看待人类增强技术带来的益处,而后者夸大了人类增强技术带来的风险。运用机体哲学的原则和方法评价“超人类”的相关思潮,有益于新型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