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处境的二律悖反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给人类送来了无尽的烦恼、困惑和无奈:人文价值失落,人性扭曲,自然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致使人类处于两难境地。本文试探该问题的症结,以警钟长鸣,并寻找解救人类困境的办法。

“像人类一样观看”:从Sora透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视觉及后人类处境

技术的自动化趋向为“机器之眼”的智能化演进铺设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从机器在军事、医疗等领域的观看代理与延伸到智能监控与识别的兴起,机器逐渐拥有了类人类属性的观视能力。Sora的横空出世更是展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像人类一样观看与创作的巨大潜能。推动这一技术进展的关键则是人工智能在视觉感知与模拟层面对人类视觉的系统性理解:前者机器实现了对人类观看时多感官整合的算法“转译”;后者借助于人工神经网络,机器拥有了拟人化的视觉思维与创作意识。面对这一景象,人类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后人类处境中,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的视觉图景已然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人机共生的新样态。相应地,图像世界中的主体认知、现实建构以及生存价值等议题也呈现显著变化,亟待全新的理解与阐释:首先,机器智慧作为人类大脑的数字化延伸,挑战并推动着人类主体的分布式演进与建构;其次,人工智能生成的视觉形象与人类共享生命活性,是“元宇宙”建设的重要能动者;最后,人机共创是人类获取生存意义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涉及个体对于机器语法的学习与认知,更包含人类文化对于机器生成的影响和塑造。

大数据的实时流动性及人类“未来已来”的生存处境

大数据与样本数据的根本不同,在于取样构成的样本数据是干枯的标本,而自然生成的大数据则是没有“失活”的具体数据存在,具有与对象世界过程同步的实时流动性。具有实时流动性的大数据意味着维度的充分展开,不仅从单个数据到样本数据,而且从低维大数据到高维大数据,发展出了未来向度。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大数据的未来维度都具有重要存在论意蕴。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大数据的实时流动性则塑造了“未来已来”的人类处境。人类活动留下的“数据足迹”的整体化将伸向越来越远的未来,过去和未来规模越来越大地压缩到现在,使人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得以空前扩展。

发芽的马铃薯

一个天气晴好的周六,早起的我,循着习惯,翻阅了半个小时的书。书名叫《动物庄园》,一部道出人类处境的寓言小说。书中描述的马诺尔庄园里发生的一幕幕故事,让我对人类的行为,包括自己每一天的行为,突然间有了不一样的关注,当然,也包括看问题的视角。动物们对人类的批判,让我有些心有余悸,但似乎又没办法去做些什么。

为溃退的自然见证——D.H.劳伦斯诗歌的生态叙事

D.H.劳伦斯的诗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表现,关于自然尊严、人类处境以及社会异化颇多论及,他对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具有现代价值。劳伦斯诗歌既彰显自然中所包含的神秘力量与生命之间的平等关系,也对工业化进程下的自然生态怀有深深忧虑,其诗歌的奇崛意象和对比结构属于生态审丑,传达出劳伦斯对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

从虚无主义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解读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在学界大致分为三派:护教派、历史派与批判派。如果从虚无主义出发重新审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可以得出在海德格尔那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处境:物化、技术理性化与常人化。海德格尔将这种状况归结为虚无主义和对存在的遗忘。为了解决这个处境,海德格尔诉诸纳粹运动。显然,纳粹运动没有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揭示了他的思想与纳粹主义的毁灭性的意识形态相提并论。

做伦理学:变革时代与未来伦理学

人类反思本质上无法逃脱既有而偶然的实践经验的约束。这一“反思一实践”关系,削弱了许多试图面向“未来”的伦理理论的重要性。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独特的新方法,探寻和反思过对于他们而言的“未来”,表明了在什么意义上对“未来”的探寻和反思能突破“反思-实践”关系的约束。只有当“过去”“当下”和“未来”分享共同“人类处境”时,对“未来”的探寻和反思才恰当合理。“未来伦理学”因此只能是一项建基于共同“人类处境”的伦理探寻事业。

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存在主义解读

从福克纳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蕴含的存在主义因子出发,探讨其存在主义主题的彰显。认为福克纳通过作品人物异化人生的再现,表现出他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

通往精神家园的体悟之路——庄子诗性解读

对于庄子的诗性,由于其注重直觉,体悟,学界至今在学理上也没有明晰完整的界定。这里对庄子的诗性进行了学理性研究的尝试,认为庄子的诗性是人类处境与人生境界的理想精神家园,并在此基础上从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及观物方式三方面探讨了其实现诗性理想的途径。

哈代小说的悲剧式主人公

哈代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深刻地体现着古希腊悲剧精神 ,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古希腊悲剧英雄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本文着重从人物的贵族气质、爱情处境和悲剧人物的“过失”等方面探讨这种联系 ,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代人类生存处境的哲学思考。

终极信仰视野下的三种人类文化价值模式

人与世界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决定了人对世界的依赖性,从而使追求人与世界的整体和谐关系成为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终极价值目标,追求精神自由并使之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又构成了人类向往和追求的另一种终极价值目标。因此,自由与和谐是人类最根本的、永恒的价值追求。但自由与和谐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空间背景下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对立的,从而形成了以片面强调人的部分存在和超越存在、以自由为终极价值关怀的西方文化价值模式,以片面追求整体和谐的纠缠于超越与非超越之间的中国文化价值模式,以及以寻求解脱而彻底否弃现世的自由和谐的印度文化价值模式。这是由人类自身存在的完整性和根本生存处境决定的,这也构成了各种文化价值模式能够从对立走向对话、交流的深层机制。

“失独者”与“反科幻的科幻”--读蒋一谈《星星的调色盘》

《星星的调色盘》披着华丽的科幻外衣,但细究其内核,却又带有强烈的反科幻性质。与科幻小说往往将人类处境抽象化不同,《星星的调色盘》所书写的人的境况,有着清晰可辨的具体性。在社会学的层面,小说的主人公林达和他的妻子(前妻)周娟,从属于中国庞大的“失独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