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类学史在中国人类学教材的书写演变与选择

西方人类学史在中国人类学教材编写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分期问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随着西方人类学著作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认识也在丰富,大大扩充了人类学教材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范式的支配力量渐渐让位于多元化的理论流派,而且有关宗教、象征和心理等文化理论的地位有所上升。西方人类学史的书写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独立与发展服务,在这种学科目标和政治框架的限制下,西方人类学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也就反映中国人类学的主观性意志与话语权力所在,人类学交流的平等与不平等共存的关系格局仍旧构成中国人类学寻找"中国学派"的现实力量。

试析语言学史与人类学史的“五二三理论”——兼论语言学、人类学与哲学的关系

“五二三理论”是从人类学史和语言学史两种重要的社会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发展理论。它可以用最简明的数字解释最复杂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哲学价值和方法论的意义。人类学发展史可用“五段两线三飞跃”、语言学发展史可用“五段两线三解放”来概括。两种学科史的“五二三理论”可以也应该用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

南京在中国人类学史中地位的嬗变

文章重点讨论了1927—1937年以南京为中心的人类学的总体品性,指出其民族—文化研究与民族—国家建设之间既关联又分离的关系,这既表现为人类学加深了其作为民族—国家论说体系之一部分的"内部化"程度,同时又具有超越于政治权力的品性。分析了其超越性的原因,并指出"民族"概念所具有的学术与政治的勾连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1937—1949年间"中华民族"概念对于人类学与政治权力之关系的意义。

西方人类学史上非象征人类学家的象征研究

在西方人类学史上,一些非象征人类学家在论述各自的理论学说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象征符号的各种表现形式和意义,并形成了与此相关的诸多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对泰勒、博厄斯、莫斯、拉德克利夫-布朗等四位不同理论学派的著名人类学家在象征研究方面的建树做了一番梳理和解读,以便人们对象征人类学的来龙去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社会复建和学科发展——1949-1965年间台湾人类学史述论

本文首先分别就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建立、田野工作的开展、主要学者及其研究取向、研究领域和学术热点等方面叙述了1949-1965年间人类学在台湾发展基本状况。其次,将此情形置于台湾地方社会历史背景、世界人类学发展的背景之下,指出了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基本特点。这不仅奠定了人类学在台湾延续的良好基础,也使人类学研究逐步深入到台湾本土社会的内里,为认识台湾社会开掘出了日渐丰富的地方性知识。

社会环境与学科发展——台湾人类学史三题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建构论者认为,一门学科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往往就是知识生产和社会环境互动互惠的过程。在台湾,由于人类学学科一度曾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军学科,其发展中经历的各种变化往往也是社会环境变换的折射。因此,回顾和反思台湾人类学的历史,及其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和互惠,不仅对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如何实现本土化和国际化对接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看的方式——从视觉角度解读人类学史

近年来从事视觉研究的学者指出,人类学学科史可以从视觉的角度来加以读解。3位人类学家与3位电影制作者的并置为这种反思打开了一条路径,让我们看到在人类学知识背后的视觉机制,包括人类学学者如何看待异文化、如何看待自身以及用何种方式来呈现自己的看法,进而理解在这种机制下左右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权力格局。

人类学史的另一种写法——读《人类学历史与理论》

人类学理论史有多种写法,不同的写法体现了对人类学史的不同理解,根据范式转移来理解人类学史不但有助于对各种理论本身的理解,也能够将人类学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

人类世人类学的可持续性

早期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都被默认为我们现在所称的可持续性社会,因为它们被认为能够无限地复制自己,并且只会逐渐地,几乎难以被察觉地发生改变。变化也被认为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如殖民主义。这与当代人类学实践和理论的对比显著:人类世人类学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事实,认为社会是相互联系的,文化是无界的,对可持续性的威胁主要是从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的角度来概念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于1987年被提出,之后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得到了详细阐述,其与当代人类学的全球视野一致,但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并将文化多样性纳入其中。对于这一论述及其相关实践,人类学正在做出重大贡献,它从一个世纪前取得的方法论进步中获益,将民族志置于全球人类世的背景中,用学科工具来批判轻率的普遍主义,与地方世界进行对话并呈现了许多替代性选择。虽然为研究表面不变的乡村社会而设计的方法论对研究全球危机仍具意义,但新人类学必然是跨学科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分野——基于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人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尚未达成真正一致的理解。在中国人类学史上,1928年史禄国主持的云南调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历史事件。当下之学界对史禄国的认识尚模糊,对其“云南调查事件”的判断亦属苛刻有余、难称公允,且没有根据史禄国本人研究脉络和当时国内对于人类学学科的认识来加以“理解式的同情”。其背后反映了学人之间学术纷争以及学科理解上的分野,由此也可一探当时人类学范式的多重叠加。对于史禄国在滇之成绩的不同评价,体现了傅斯年与顾颉刚和其他学人对于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傅斯年重在人类学,而顾颉刚偏重民俗学;在评价标准上,傅斯年是明白体质测量的意义的,而顾颉刚等依然坚持文字式的研究报告。史禄国、杨成志的云南调查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百余年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范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极佳窗口。

十年通信终得见:李安宅与雷德菲尔德的通信对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与李安宅的通信档案,记录了两人长达13年的学术友谊。其内容对认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发掘和利用这部分档案材料。本文将二人间通信分为四个时期,梳理了雷德菲尔德在办学、国际交流、研究资助等方面对李安宅给予的支持,呈现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们如何克服诸多困难坚持办学和做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美人类学界同时出现了“应用”取向的人类学研究,李安宅和雷德菲尔德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结合中国人类学研究发展走向与国际学术脉络对学者间通信档案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早期人类学建设如何在观照国际学术交流和使用学术共同体语言的同时,思考中国问题,发展“本土化”学科。

李绍明先生的人生经历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

李绍明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民族学学者,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了建国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他的人生经历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曲折的发展历程。作为建国后的新型知识分子,李绍明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但同时亦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以及区域学术传统对其研究的形塑。

近代人类学史的另一条线索

1973年，一位学者撰文批评功能人类学，得出结论说：社会形式及其类型转变的历史学研究，及对帝国主义的有体系的研究，本应是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而顺理成章，人类学本应是这门社会科学，但它一向未研究这些方面。

二、三十年代广东民俗学、人类学史略

本世纪20年代,我国北方处于军阀统治下.而南方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上,广州成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全国的优秀人才聚于一堂.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活动在广州都曾繁荣一时.

功能学派与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

人类学存在不同的国家传统几乎是业内的共识。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所塑造的。这种传统有若干明显的特征:功能主义的田野作业,个人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家族特色的学术圈子,"伦敦—剑桥—牛津"三角的学术霸权,与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等等。这一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逐步形成,并在整个20世纪一直维持对内对外的深刻影响,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当代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基础。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相关概念辨析——兼谈学术流派与国家传统的关系

英国人类学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塑造的。与美国四分支的"文化人类学"相比,英国人类学总体来说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关注更为突出,并因此在很多时候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尽管很多学者在使用中有随意切换的倾向,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英国社会人类学"和"英国人类学"绝非同义语,辨明其间的差异、弄清混用的原因对于深入研究来说很有必要。

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

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厦门大学人类学所副研究员彭兆荣２０世纪的科学是一个不断设立疆界，又不停地移动甚至拆除界碑的时代。简言之，是一个在学科与学科间疆界不设防、畛域不确定的时代。任何试图“圈地”的一厢情愿和“画地为牢”的固执都会给学术思想和研究带...

当代德语人类学面临的几个问题

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德语人类学传统",但"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语人类学丧失了在国际人类学中原有的重要地位。当代德语人类学界面临着一些重要问题,如,"本土传统"与"国际接轨"之间的纠结;德国当代大学改革对人类学教育和科研的影响;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等。德语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实践,已经改变了德语地区人类学的一些格局,并将继续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