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挑战与应对:大数据技术对人类学民族志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更丰富的数据资源,其规模性、实时性、多样性和高度可追溯性也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文探讨了大数据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志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交汇,使民族志兼具定性与定量的双重特质,大数据技术促进了增强型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和线下民族志的发展与创新,拓宽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运用的空间。大数据也给传统民族志方法带来挑战,使传统民族志面临技术依赖和数据过载的困扰,过度依赖大数据容易导致对数据背后的人文因素的忽视,大数据“关键问题”策略挑战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且大数据难以将人类经验与主观感受完全转换成数据。此外,民族志对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还面临伦理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如何避免被研究者信息泄露并保护其知情权也是民族志方法中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在民族志中需要关注“厚数据”和“小数据”,注重对数据背后的社会和象征意义的深度解释,并严肃对待伦理问题。

写文化之后:21世纪人类学民族志新的转向研究

“写文化”的讨论建立于对科学民族志书写范式反思之上,《写文化》发表至今,世界格局又发生巨变:人类由后现代进入到全球化阶段。人类学民族志一方面延续着“写文化”的反思,一方面又对其提出的问题、方法进行再反思。21世纪伊始,民族志书写出现新的转向,主要体现为田野调查从单点转向多点再转向全球化,合作方式由访谈转向共谋,表述方式从写实转向虚构。中国的民族志书写近年来也在为建构自己的民族志方法而努力,国内外的民族志实验性写作共同成为“写文化”之后21世纪人类学民族志的转向推力。

巴基斯坦女性的能动性实践:基于人类学民族志的考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身处保守文化语境的巴基斯坦女性逐渐进入人类学女性研究的视野。本文以关于巴基斯坦女性的民族志为研究内容,以女性婚姻实践为研究线索,讨论巴基斯坦女性“实践的亲属关系”,并探索如何从“非正式权力”的角度看待巴基斯坦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个体能动性。通过考察巴基斯坦女性身为主妇、新娘和儿媳的实践,本文认为她们并非社会决定论下失语的权力附庸,或西方个人主义女权论下无作为的受害者,而是实践着的、能动的、充满情感表达和行动策略的个体。她们通过婚礼仪式的阈限过程完成身份的转换,后以人妻身份建立起以个体为中心和导向的家庭、家族和社会三重关系网,并在其中尝试施展有针对性的诸如情谊、互惠、人情、“常识”等互动策略。

中西方文化语境中“方”与“志”的比较研究

地方志或方志可以分解成"方"+"志"。由于历史上社会文化制度的不同,中国和西方社会治理结构的"方"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区性的"方",在西方则表现为封建庄园采邑和教区性的"方"。地理大发现后,伴随着殖民主义所产生的西方人类学民族志将视线转向异国异族的"他乡""他方",由此产生了各自相对应的实证记录文献。文章考察了中西方语境中"志"与"方志"的语言转换和文化理解,比较了中国方志与西方地方史(志)、西方人类学民族志背后的文化生成机制及其特征特点,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化战略,提出建立中国版人类学民族志,并提出适应走出去战略的中国方志发展转型,将相对于以中国为天下的"地方"志改造为相对于以世界为天下的"方"志,方志既要吸纳人类学"走出去"的外向思维,也要吸纳人类学"走下去"的田野思维,以此改造传统封闭的地方志,增强方志的活力及其文化学术价值。

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一种从艺术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

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以仪式化音乐表演为对象和路径,借以观察和揭示人们在其音乐表演活动中如何经由和利用仪式表演行为,将观念性音乐文化深层模式转化为音声表象的过程和结局,并辅以必要的阐释性分析和文化反思。该类课题研究尤其关注定点、定时的聚合型仪式或仪式化表演文化活动和在场的、即时性的仪式表演行为过程;对于聚焦式田野考察活动中采用观摩、摄录方式所获取的原生性音声资料也给予特殊的重视,同时兼采通过参与、融入考察方式所获取的随机性、原生性音乐资料。在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拓展至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运用以个案为中心的长期定点考察和以线索为中心的长短结合的换点、多点音乐民族志考察方法。

追寻人类学家的写作之路——我的文学人类学历程

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学科,在西方提出已五十多年,在中国兴起也已近三十年。文学人类学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迅猛发展,跟人类学民族志的革命性变化即“写文化”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关联,“写文化”的核心就是关注与文学相关联的民族志生成。本文主要通过我个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回顾,来呈现我如何追寻人类学家的写作之路。

民俗与日常生活的救赎

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其中的一项便是其理论与方法论未能对其他学科有所促进和发展。韦斯·希尔的《民俗学是如何塑造现代艺术的:后批判美学史》一书似乎从艺术史学科的角度回应了这一问题,展现了民俗学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理论潜力和拓展空间,为以民俗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指明了新的路径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