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文学人类学派

以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是最早引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外国学术流派。20世纪10-40年代的40年间,被一些知名的文学家理论家和民间文艺学家所传入,并用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神话、传说、故事等叙事体裁的研究领域里,曾经占有压倒性的地位,产生过重大影响。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把外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进化论世界观、若干重要理念以今证古、比较研究与类型研究的方法引进后,加以本土化,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神话学和故事学的初创,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具体问题的阐释上,有过重要的贡献。

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考察“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酝酿和自觉的历史过程,我们显然无法忽视当时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相互交织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现实。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文化现实最直接地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拓荒者们从事研究工作的具体人文背景,而且还因为这一背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儿童文学研究所可能具有的时代内涵和理论面貌。因此,循着这一背景所提供的学术思想脉络,我们将有可能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寻求和认识早期儿童文学学说的理论渊源和学术特征,进而更科学地理清和把握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发生、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取了“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这一论题。

从《神话研究》看茅盾的神话观及其与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关系

在“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在神话观上形成完整的理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某些神话学者,他们也多限于对外国神话和外国理论的介绍,未能涉及中国神话,更缺乏理论的建树。唯有茅盾,在神话学的理论上有不少建树;这不但体现在他对外国神话的编译和研究中,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他对中国神话的整理和研究中。茅盾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十分重视中国神话的研究,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响下,在对中。

人类学派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影响琐谈

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就中国现代神话学界对人类学派理论方法的介绍和运用及其在当代的余响作了简明扼要的探讨，最后还分析了人类学派理论方法在中国神话研究实践中的得失。

捷克存在人类学派对海德格尔诗人观的重构

捷克存在人类学派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重要美学流派,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诗学尤其是“存在诗人”的思考有充分的承传与重构。立足帕托什卡的实践现象学,存在人类学派肯定海德格尔关于诗人天职即道说存在的说法,但也依据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深化了“存在诗人”的平民倾向与行动特性。其中,科西克结合捷克文化的平民意识,质疑“存在诗人”的神圣叙事,认为“存在诗人”理应道说马哈式的“民主存在”。斯维塔克基于生存情绪的开放性,主张诗人应在行动中体证本真存在,这集中体现在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实践中。存在人类学派立足东欧语境揭示新型“存在诗人”形象,为“诗人何为”提供了具有社会主义关怀的回答。

内战前“美国人类学派”对黑人种族形象的塑造——美国早期种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9世纪30—50年代,一批被后世学者称为“美国人类学派”的知识精英,基于颅相学和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科学”话语引入美国国族构建的讨论中。该学派通过对不同的种族分别进行“科学”研究,构建了一套以白人种族优越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其塑造的黑人种族形象既“低劣”,也适应了奴隶制度中白人文明的“恩泽”。这种建构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南方奴隶主的拥奴思想,并被用来作为证明奴隶制合理性的依据,另一方面激发了美国白人内部的种族认同,增强了内战前国族构建中的“种族性”特征,塑造了一条“科学”意义上种族优劣的边界,为后来“科学种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英国社会人类学派之由来——读乔治·斯托金的《泰勒之后》

《泰勒之后——1888～1951年的英国社会人类学》，顾名思义，是一本有关人类学史的研究作品。从1888年到1951年，本书所讲述的英国人类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本书的创作也是一个长时段的历程，从20世纪60年代资料的搜集、人物的采访，到课程的讲解、相关文章的写作，直到1995年，斯托金这位美国的人类学史学家才将之正式出版。而到此时，斯托金（GeorgeW．Stocking）的人类学史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既包括了他对于美国人类学史的研究①，也包括了他对于英国人类学史的研究②，更为重要的是，他主持编撰的《人类学历史》刊物系列，也已经出版到了第七期。因此，《泰勒之后——1888—1951年的英国社会人类学》成为了他整个人类学史研究中一块久经雕琢的玉，既是他在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之后有关英国人类学史研究三部曲的终结篇，又是他在自身多年人类学史研究基础上对英美人类学史的一个比较研究。

刑事古典学派与人类学派的区别与联系

犯罪学兴起之后,刑事古典学派和人类学派最为著名,本文对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进行论述,以此来给现行犯罪学的理论以启示。

人类生态学派城市空间研究述评

人类生态学派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城市社会,并首次将空间与城市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人类生态学派以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城市空间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虽然并未形成系统的社会空间理论,但提出了合理的空间论断和社会空间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学派

马克思在晚年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形成了"人类学笔记".该笔记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在晚年的思想转变,更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学派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从肯尼思·伯克到格尔兹

19世纪后期诞生的人类学在20世纪中后期发生研究范式的革命性转向,即从"人的科学"转变为文化阐释学。追溯阐释人类学派对这场转向的驱动之功,离不开其代表人物格尔兹所受到的文学和修辞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的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给格尔兹创立文化阐释学带来的重要学术启示:从戏剧主义、视角主义、隐喻过程和文化文本的构成这三个方面,剖析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或"人文转向")之理论根基,从而揭示文学批评给人类学方法大变革带来的思想启迪。

民族音乐学美国学派的“源”与“流”

民族音乐学最早起源于欧洲的"比较音乐学",受二战的影响,欧洲的一批优秀音乐学家纷纷移居美国,而当时在美国盛行着以博厄斯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欧洲的比较音乐学进入美国后,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经过不断地融合与发展,产生了民族音乐学的"美国学派"。民族音乐学的美国学派在发展中,逐渐分流出了"人类学派"与"音乐学派"两大阵营,其代表人物分别是梅里亚姆与胡德。很多学者认为"人类学派"与"音乐学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笔者在梳理考证过程中发现,这两派的"源头"相同,并无根本上的分歧,只是由于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知识结构,和学者们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的侧重不同,才会造成学术方向的差异。随着学科不断的发展,人们也在逐渐将两派的观念相融合,和而不同才会更好地发展。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民俗学派

1949年前的20世纪前期民间文艺学史上,不仅存在着流派,而且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这些在理论、观念、方法上不同的流派,形成学科的多元格局。这些流派是:北大歌谣研究会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延安学派和民俗学派。它们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存和发展的条件,分别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理论纲领和代表作。流派的存在和多元格局既促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发展,又显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跨学科性和不成熟性。

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的新实践

自人类学在中国恢复学科建设以来,"本土化"问题一直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时间中,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有了新的实践,在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思考、理论的探索、应用的扩展、研究区域深化等方面都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依然面临着学科地位、学科教育、社会功用、研究从业人员等方面的困境。

人类学本土化的中国实践十五年

文章回顾了近十五年来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进展,以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历史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四个领域的萌芽与发展为线索,分析了中国人类学本土化所呈现的独特性。当代中国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的建构、历史人类学的繁荣、文学人类学的崛起、审美人类学的创新。

欧美民俗学略说

民俗学是１９世纪在欧洲首先创立的学科，在这之前，世界各国对于民俗事象的记录和探讨，都还处在前科学的阶段。但在１８到１９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异军突起，并将影响传布到美洲和亚洲、非洲，使其成为世界性的学科。因此，对在民俗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几个欧美国家的民俗学加以了解和评价，对于掌握世界民俗学的发展脉络和估计民俗学发展的未来走势。

希腊神话研究的哲学倾向和结构主义方法

西方学者对神话的研究已远远超越神话本身的意义,而且愈来愈帝有哲学倾向。本文通过考察神话学的由来和发展,以及当代神话学从哲学与人类学角度对以希腊罗马神话为主的各神话体系的研究,阐明神话学研究的总的哲学趋势和多学科切入的研究方法。

关于民俗主体的定义——英美学者不断发展的认识

民俗学的取向是历史还是现实?民俗学的对象是罕见的奇风异俗还是普通的大众生活文化?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作为民俗主体的“民”。为了利于国内学者讨论上述问题时作参考,我们描述了较有成就的英美民俗学界对“民”的认识过程:一是从本民族到本种族再到全人类,二是从乡民到市民再到每个人、每种群体。总之,随着民俗学在世界的发展,“民”的范围不断在扩展,而那种把“民”定为乡下人、古人的理论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

日本神话学三个里程碑的主要代表人物

日本神话学第一里程碑奠基人——高木敏雄(1867—1922) 日本明治中期的神话研究发端是由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1892年5月的论文《神道是祭天的古俗》揭开的。由于这篇论文在《史学会杂志》发表后经《史海》的转载而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视。这篇论文论述了日本神道正是中国和朝鲜古代祓除和祭天的遗俗。由此触犯了日本神道与皇统的密切关系,酿成了笔祸。使日本神话研究的良好开端突然间断,直到1899年3月《中央公论》发表了高山林次郎的论文《古事记神代卷的神话及历史》,日本神话研究才正式抬头,出现了建立神话学的新契机。年仅二十三岁的高木敏雄从此以神话学事业为中心开展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终于成了日本明治至大正间日本神话学的奠基人,日本口承文艺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