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技术实践的人类学解读:群体本能、思维架构与进化方式

电影学总是以电影的技术与文本内部的思维惯性来阐释电影,没有意识到人类是被习惯性活动所组织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生活与文化都是被“无剧本的电影”组织起来的。人类出于生物性的惯性认知与行动,对自己的行为方式缺乏真正了解。在此意义上,电影既可以成为人类学视野中人类文明的产物,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回观人类的技术实践。电影毋庸置疑是一种组织活动,既是由人类组织和进行的文化活动,同时也是回观和塑造人类的文化活动——尽管其历史距今只有百余年之久,但却在诞生后的百余年中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方方面面。

歌谣与禁忌——西藏歌谣的人类学解读之一

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土著人出于原始信仰的缘故,对某些行为加以限制和禁止,他们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叫“taboo”,音译“塔布”,意即禁忌。禁忌现象原初是基于宗教观念的对可能引发自身危险征兆的一种预防性措施,或者是对接触可能招致不合宗教标准与秩序(即污染)等事物的禁止。禁忌心理是原始信仰留给人类的特殊心理现象。

马来诺巴音乐之人类学解读(上)

本文选择马来皇室专用的仪式典礼音乐“诺巴”（Ｎｏｂａｔ）进行人类学解读。通过对诺巴的语义结构、诺巴的各文化要素的内涵、诺巴的神话和神系进行分层剖析之后，笔者发现，诺巴的文化结构（语言的、器用的、信仰与禁忌的、神灵神话的多层面）与马来社会文化的整体特征惊人地一致，从而抽象出一种人文科学观察方法：文化的断片（文化单元）与文化的整体，存在一种全息性相似的关系，这种全息性相似，主要不是表面现象的相似，而是深层文化结构、文化模式的相似。

媒妁身份的人类学解读

媒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境尴尬,中国民众对其可谓爱恨交集。民众这种既爱又恨的心理积淀跟媒妁的巫觋身份有关;媒妁之"霉"源于巫觋之"魅"。相关神话传说都赋予媒妁以神圣色彩,也让民众的婚姻披上了神圣而合法的外套,但媒妁的巫觋身份又让民众把自己不圆满的婚姻,归罪于媒妁的花言巧语。而媒妁文化的早期阶段即前文字时代,花言巧语绝对拥有口语文化的权威。媒妁的身份从神到巫,从巫到人,再从人到今天的婚姻介绍机构,其神圣乃至神秘性一直处于递减的态势,但民众对媒妁爱恨交集的心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打新郎”婚俗的人类学解读

打新郎是一种特殊的婚俗仪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以及社会心理。从起源上看,"打新郎"是古代抢婚习俗的文化遗存;从目的上看,"打新郎"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过渡";从性质上看,"打新郎"是一种戏谑行为;从发展轨迹来看,"打新郎"重新兴起是大众社会文化心理的返祖。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

大学校园课桌文化的人类学解读

课桌文化作为一种校园亚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大学校园中。文章借鉴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从人类学视角对其进行文化解读。课桌文化的内容大体包括学习、生活、爱情、交际和其他等五方面。其出现的原因除了匿名效应外还与社会、学校、同辈群体、大学生自身等因素密切相关。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以及阐释人类学理论等分析课桌文化,认为课桌文化是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能够满足大学生心理宣泄等文化功能,具有大学生群体认同的私密空间等标示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并采取其他方式取代这一文化现象。

春节燃放爆竹烟花习俗的人类学解读——以春节期间对北京市民的田野调查为例

春节燃放爆竹烟花主要是汉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传统,它内化为民族的心结,人们通过燃放爆竹烟花这一仪式来辞旧迎新,期盼来年幸福安康。这一习俗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人们皆沉浸在爆竹声的的欢乐中,又说明了它的娱乐性,深层次上,爆竹声又传达着人们全家团聚时内心的喜悦;大家希望通过燃放爆竹烟花来消灾辟邪、喜迎好运,这一仪式又体现着人们的功利性;通过燃放爆竹辞旧迎新这一仪式,又表达出人们期盼来年更上一层楼的美好愿望,说明它又体现着人们的进取性。

传统的重建:现行朝鲜族婚礼的人类学解读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迅速普及的婚礼厅婚礼,明显淡化了朝鲜族传统婚礼原本作为家家礼的个别性,使其变为极具同质性的商品化仪式。同时,传统仪礼的有些环节也被增减,并有不少西方与汉族的不同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其中。这些变化所映射的无疑就是时代的变迁与价值观念的变化。但另一方面,其基本框架依然具有传统仪礼的文化意味,人们在传承其本质属性与象征意义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外在形式的调整,以此来重建传统。在此过程中,政府的非物质遗产保护政策及媒体的宣传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媒体、婚庆产业链以及大众对商业化仪式的选择性消费,是朝鲜族婚礼文化得以重建与延续的重要因素。

从制度到秩序--广州Z村征迁过程的人类学解读

社会转型在带来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令人深省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文章以广州花都区Z村的征迁事件为线索,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描述与分析,从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探究了其产生机制与解决之道。

人类学关于“礼物”和“交换”的解读

礼物赠送是一种窥视多重人性的行为,因为礼物可以同时被理解为理性交换、建立关系的方式以及道德观念和文化意义的表达。西方经济学家完全专注于货币交换研究,所以倾向于将礼物馈赠排除在人类文化的分析之外,只将礼物视为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而已。然而,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经济活动不仅仅是货币,还包括礼物赠送方式。特别是通过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在消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能发现消费社会中赠礼仪式其实是经济上独立和成功的表现。礼物是友好来往的基础,能模糊彼此的界限。正因为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些重要部分,所以人类学家才更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

哈萨克族摇床及其人类学解读

哈萨克族的孩子是在摇床中长大的,哈萨克族的摇床沿用千年,并与他们传统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本文对哈萨克族摇床以人类学的解读,不仅研究哈萨克族摇床的形制、功能、工艺、装饰等"外显"元素,更挖掘其丰富的文化意涵:哈萨克族的摇床科学而美观,既是生活用品又是饱含温暖的手工艺品,是哈萨克族教育下一代,向他们传播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还是关于哈萨克族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历史记忆,更是族群记忆和自我延伸的象征。

《礼记》尚古遗踪初探——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

本文以《礼记》为个案,发掘了其中的"拜姑舅"与"敬妻子"、"大同"与"小康"、"孝义"与"昏礼"等华夏文化的尚古遗踪,阐发了它们的现代意义,并对"五经"的儒家性质、"三代""三王"的传统看法、乾嘉学风和小学考据方法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以此说明我国的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亟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光照,有必要进行一场正本清源的研究方法革新。

层垒与叠加——王昭君事迹文本的人类学解读

自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以"和亲"的名义出塞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以来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这一事件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明志、抒发情感、借古喻今的最常见主题之一。延续至今,有关"昭君的诗歌(诗、词。

文学人类学文本解读的新探索——以《牡丹亭》的教学与研究为例

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常常是从文学史背景、时代背景和作家创作背景解读文本,具体解读又分为主题、人物和艺术特点三个方面。而依据文学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能给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开拓新的局面。

苗族“鼓藏”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读——基于互赠“礼物”的分析

传统节日文化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有重要作用,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吃鼓藏"是贵州苗族最隆重的祭祀活动,承载着苗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公山地区"吃鼓藏"习俗仪式表明,"吃鼓藏"的礼物互馈行为是祖先崇拜与集体记忆构建与强化的物质载体,体现了苗族社会运行的地方道德与社会伦理,是构建和谐苗族社会的重要因素;礼物体现了苗族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也是苗族加强亲属关系联接的物化象征,具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功能,是传承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数字化时代民族地区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展示和人类学解读——以西藏工布江达县秀巴古碉楼群遗址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因其独特属性和突出价值而成为发展民族地区博物馆的重要资源,展示和解读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成为民族地区博物馆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文化遗产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人类学家的研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解读提供了更多的视角。本文以西藏工布江达县秀巴碉楼群遗址为例,就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展示和人类学解读提出粗浅看法,请方家指正。

绘画人类学的学理、解读与实践--一个研究团队的行动实验(1999~2017年)

从20世纪末至今的20余年间,中国人类学家和油画画家师生一直在联合探索绘画人类学的一些重要研究路径(这也是多年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平行探索实践)。这支艺术研究团队的实践活动,从通常的人类学参与观察与文化诠释,发展到人际的、跨文化的、跨学科的与技法的深度理解与互动。其中,对绘画的人类学创意和人类学的绘画解读,以及文化、思维与哲学的绘画展示包含着何种概念活动,是他们探索与研究的要点。

仪式与记忆:和政牙塘社火“牛犊爷”人类学解读

甘肃临夏和政牙塘社火“牛犊爷”,是当地民众在民族交界地带举行的一种原生民俗仪式活动。据传始于元末明初,流传至今。“牛犊爷”在祭祀、舞蹈、音乐、民间信仰、工艺美术和口传文学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以田野调查所获资料,展现并分析仪式过程中演员服饰、祭祀食物、“玩老鞑子”舞蹈及吟唱歌词折射出的民间信仰,对于重新认识人类学视域下的民族交界地区民俗活动,再现“层累的”集体文化记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