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中应当建立“人类灾难遗产”体系

多年前,我和一些从事世界遗产工作的朋友说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全球世界遗产事业,应当高度关注人类灾难遗产的调查、研究和认定,并且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专列“人类灾难遗产”类别,或者就如同设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等那样,设立“人类灾难遗产”体系。

全球性与全球化:“人类灾难”神话的母题阐释

人类所历经的无数次灾难,神话都留下了深刻印记,这类神话我们称之为“人类灾难”神话,它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也即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运用母题分析与文化比较方法阐释这类神话,我们认为,其本质是人类面对生死灾难而主动予以的文化回应。在当下宏大的全球化语境中,阐释与领悟神话所沉淀的人类穿越灾难的艰辛和智慧,有利于建构一种更为本质、更具普遍性的应对各种人类灾难的文化理想。

脆弱性辨析与灾难形态的类型学划分——人类学灾难研究本土化的可能路径

人类脆弱性的辨析是人类学开展灾难研究的关键基础,也是对灾难形态进行类型学划分的主要依据。通过梳理灾难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演变和理论视野发展,本文指出当前人类学的灾难类型划分应基于脆弱性的辨析,结合对自然肇因与社会缘由、地方框架与世界格局、特殊事件与结构过程的关系考察来区分自然灾异型、社会灾变型与社会灾祸型这三种形态的灾难,从而更精准化地以地方性视角、过程论方法与整体性关照推进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并获得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可能路径。

异地重建中政府与民间应对方式的反思——邛崃羌族异地安置区的灾难人类学分析

汶川地震发生后,原汶川县龙溪乡直台村和垮坡村夕格组村民因受灾严重,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在政府支持与村民自愿的基础上整体搬迁至邛崃南宝山异地安置区。通过对安置区的田野调查发现,灾难后政府与村民之间在重建的应对方式上呈现出由安置初期政府主导、村民被动的"文化缺失性重建"到村民主导、政府辅助的"文化整合性重建"动态发展趋势。在此过程的转变中,暴露了灾难后异地安置初期政府重建策略中地方性文化的缺失问题,重在阐述灾难后异地安置重建中应充分考虑安置主体的地方性文化体系构建,将更有利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地方文化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资源诅咒还是利民开发——大渡河上游一项采铅案例的灾难人类学研究

本文以大渡河上游的铅矿开发为案例,揭示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在促进中央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的"灾难性"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容易被经济发展成果所遮蔽,使当地人极难获得社会救济或补偿;另外,"灾难"也容易被原子化、资本化,为企业进一步操控地方资源提供合法性基础。本文认为"防灾减灾"的最佳路径不单单是为其提供经济救助,而应"赋予"当地人一套在经济上自我发展的自治权力,并为其提供一套公平协商的制度设计。

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

人类学家对灾难研究的兴趣甚早,但长期以来局限于个案的探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思考。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和苏珊娜·M·霍夫曼从人类学对灾难的定义以及相关学术动态开始讨论,涉及了与生态、物质和社会-文化联结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辅以相关的文章,对人类学灾难研究的贡献和对地方场景中救援与重建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描述。

由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引发的灾难人类学思考

新奥尔良市在2005年所遭受的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和水灾袭击,为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这两次飓风也唤醒了学者对灾难研究的注意力。灾难不仅冲击了社会结构,造成了不同群体聚合或边缘化,也作为一种显示器,昭示在灾难过程中最为脆弱的是穷人群体。人类学家不仅要研究灾难的影响与结果,也应该联合起来,参与救灾活动,直接为受害群体提供援助。

灾难人类学视野下常态文化的断裂与非常态再建应用取向——以羌族非物质释比文化灾后重建为案例

从灾难人类学的角度看,灾后文化重建是人类传统文化常态的断裂与非常态建构前所未有的重要活动。灾难人类学的研究必然以文化为视角,突出社会与人文关怀。一方面调和常态变与不变、宏大与微观序列过程;一方面向着不同阈限取向。羌族文化的重建,其中比格扎、白黑黄三维结构、刮巴尔是羌族释比文化固有的常态机制与微观之属,其在巨大灾难后的非常态重建中,有着灾难人类学研究应用取向的实证个案意义,同时也是灾难后抢救、减灾、生态发展的现实实践紧迫诉求。

村寨遇旱求雨的地方叙事——汶川巴夺羌寨的人类学案例研究

四川省汶川县巴夺寨的羌民们若遇天旱少雨,则行祈雨仪式,这是农业社会中典型的生产祭祀活动。多年来,人们没有怀疑仪式效果的"灵验",并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过去,传统社会的人们依靠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认识自然,以期通过构建"神话"和"仪式",使自然的"不可测"和"不确定性"降低对人类社会的部分威胁。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人们在应对灾难时逐渐抛弃过去的想象,选择"科学知识"和"传统仪式"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适应策略。

魔兽与母亲--灾难的象征论

1991年10月发生在奥克兰地区的大火灾造成25人丧生,6000多人无家可归。幸存者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其中凸显了有关自然与文化、有序与无序、时间与空间以及传统的男女性别区分与生死等二元结构,尤其是对作为自然象征的母亲与作为灾难象征的魔兽二者之间的对立显示了自然与非自然力量的对比。人们为了解释灾难的去而复来,甚至认定灾难的发生是早已注定的、循环的,从而肯定了上帝对于自然灾害发生的控制权,由此,毁灭者也是创造者。奥克兰大火中隐含着如建筑材料的不当使用和居民区的不合理规划等技术性因素,因此其可部分归结为技术性灾难。而由于技术性灾难产生于一个文化的竞技场,而不是自然自身的,在这种情况下,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合乎情理的灾难意象或隐喻非常少,因此,技术性灾难不会流变为神话,而是作为永远的历史而存在。综观上述过程,灾难被重新界定为"创造性的毁灭",从而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美。尽管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会以上述方式去象征地表达灾难,但所有的文化在描述与解释灾难时,象征都将会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象征的建立缓解或消解了灾民对于灾难的恐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灾难多发区的居民大多不愿意搬迁。

风险认知的人类学视角探讨

社会理论中存在自然主义、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不同的风险观。基于灾难人类学对风险的理解以及人类学整体视野的特点,提出"自然—结构—文化"的整体框架,以期对风险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的认识。在此框架下,风险既是一种自然因素,更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风险应进入人类学研究视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拓展风险认知及其应对经验。

中国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学理追求与现实担当——生活世界的可持续性与弹韧性机制的在地化营造

从人类脆弱性的辨析到社会弹韧性的营造,当代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正经历一个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的转型。通过论证如何在营造社会弹韧性的过程中,以在地化策略创建一套灾难应对的瞄准机制、内嵌机制和协力机制,从而于一个可持续的生活世界中化解灾难,本文指出只有积极参与到社会弹韧性机制的营造与可持续生活世界的建设之中,中国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才能在明确学理追求的问题意识同时,获得其现实担当的责任抱负。

灾难人类学视角下的人祸研究——以艾滋病为例

在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内,人祸是灾难的一部分。从人类学整体论的角度,以艾滋病为例分析人祸的特点,不仅可以发现艾滋病不单是生理上真实的疾病,同时也是社会建构观念下的疾病。对艾滋病的理解可分为四个层面:艾滋病病毒层面、流行病和公共卫生层面、社会影响因素的层面及社会与文化建构的层面。作为一种人祸,不仅要看到生理的艾滋病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死亡数字,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属性给这类疾病带来的社会舆论、歧视和污名。

癌症≠死亡，健康生活早预防

1月4日16日25s分，原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饶达因肺癌医治无效在上海谢世，享年72岁。1月5日，美国ESPN著名主持人、多次直播NBA总决赛的名嘴斯图尔特·斯科特因阑尾癌不幸去世，享年49岁。2015新年伊始，癌症就表现得“很嚣张”，给羊年添了一份沉重。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发表报告预测，未来20年，全球癌症将激增57%，并警告说目前全球正面临癌症的“大浪潮”，癌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人类灾难”。

胎儿期营养不良造成精神障碍的证据与日俱增

在本期JAMA杂志中，StClair等的研究报告了胎儿期母体遭受严重营养缺乏与成年时精神分裂症危险的关系。该研究是通过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1959～1961年饥荒资料（作为他们设计的支柱）而完成的。这些作者还提供另一极好的例证，亦即：在JAMA杂志每年有关暴力和人权的重点号中，流行病学家可从中汲取在其他地方难以获得的有关恶劣土地的人类灾难的科学知识。

“官话”与“民声”:汶川灾后重建标语表述研究

中国是标语使用大国,其标语文化和标语研究都较为发达,但灾难标语是前人未曾关注过的新类型。以汶川灾后重建200多条标语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总结灾难标语的表述特点,另一方面分析表述背后的社会变迁。通过将标语视为官方文件的固态呈现,可以观察到官方进入灾区向公众着力展示的工作重点,透视出灾区由灾难社会向正常社会转型中的变化,并揭示当地人身处于重建过程之中的实际需要与困难。

作为文化感应变化的间断熵——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故研究

间断熵在文化领域被定义为一种永久的衰退,是人类文化系统对环境适应灵活性的永久萎缩,它预测并解释了灾后人类系统不能重建的原因。1989年发生于埃克森·瓦尔迪兹的石油泄漏事故是一次技术性灾难,对威廉王子湾地区的商业性捕鱼和建立在生存资料基础上的社区生活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在其随后的灾后重建中表现出明显的间断熵过程。究其原因在于:(1)自然资源基础受到严重损坏,影响了原有的生计方式;(2)外来援助的方向性错误或有所保留,致使当地居民的精神创伤加剧;(3)灾后地区政治生态妨碍人类与环境互动传统模式的恢复。威廉王子湾地区作为自然资源社区,代表了一种文化上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那么他们应该被竭力保护,而不是被排斥或消除。对此,人类学家应该致力于研究如何对抗间断熵,为预防、应对和缓解灾难创造出文化上适宜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