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史前史论初探

王夫之的史前史论,是他的人类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历史哲学中的早期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成份。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哲人和史家就对史前史进行了许多探索。从荀况的“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韩非的由上古经中古至近古的历史进化论,直到柳宗元的《封建论》中关于史前史的概括性表述,都不断丰富着古代历史哲学,增添着其中的唯物主义真理颗粒。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使王夫之从书斋走向社会,为现实而钻研历史。他一方面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批判精神,集古代史前史论之大成,另一方面以“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王敔《薑斋公行述》)的求实态度。

哲学史是被把握在思想史中的人类史

本文基于人类实践对哲学和哲学史的根本制约性,从哲学史的基本内容、思维构架,哲学史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探求,哲学史所追求的世界的完善化和人的自由的内在统一,以及这种理论探求的统一所深刻反映的对人自身的生成过程和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历史的把握等四个层面,来说明哲学史与人类史的内在联系,力图探明哲学史的真实本质和深刻底蕴。

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意蕴及其现实启示

在马克思的眼底,"自由劳动"作为人的"应然本质",建构了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历史的"三重文化主体关系"。因此,它理所当然成为人类值得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在当下的时代运行逻辑中,真正意义的"自由劳动"尚不具备实现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具体国情,选择既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对通向共产主义"自由劳动"有所助益的实践模式。具体而言,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选择最接近"自由劳动"性质的"必要劳动"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选择最接近"自由劳动"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体制";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上,选择"试错型实践方法",探索由"必要劳动"通向"自由劳动"的现实途径。

伽利略的发现和思想方法述评

伽利略(1564～1642)是意大利著名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伽利略的评价是:“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用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伽利略一生致力于天文学和力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所开创的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至今还应用于物理学的研究中。伽利略于1632年出版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1638年出版的《关于力学和局部运动新门两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以下简称《两门新科学》),既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主要成就,又体现了他的思想方法。

史上最美的物理实验——伽利略的斜面实验

伽利略通过观察和推理,批驳了亚里士多德的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说法,提出猜想:落体运动是匀加速直线运动,物体的下落速度与时间成正比。在当时的实验条件下,速度难以直接测量,他通过推导,得到了距离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的结论。为了"冲淡重力",减缓下落运动,伽利略进行了著名的斜面实验。他在一块木板上刻出一条直槽,并垫上光滑的羊皮纸。

中华民族“凝聚力”考古学研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文明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反之则为“人类的史前史”。中央关于“文明”的最新解读是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人类史”“文化史”及“文明史”即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代”,历史学的“原始社会史”即习近平讲话中的“人类史”“文化史”组成的“史前史”与“国家历史”(即“文明史”),人类学的“蒙味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

自然与文明

文明的进步就是不断地改造自然、超越自然,这必然要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关系,打破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它是坏事。这些关系是历史性的,不可能设想没有矛盾的进步。这就要正确把握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在盲目地满足需要的前提下,多种多样的非生理性的和虚假的需要就会像病体中的癌细胞一样,恶性发展起来,形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种病变又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强化起来。马克思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人类便能结束史前史,开始人类真正的文明史。现在看来,问题比马克思预期的要更为复杂。这个时代,不仅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民主,而且需要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万年前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土著文化的延续性

华南沿海与东南亚之间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曾是人类文化多元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跨界共同体,在全球史前史同步剧变的万年前后或"中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与发展模式独具特色,土著文化的传承、延续寓于变革与创新之中,在人类文化史、区域民族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