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后期洛西文人群体的创作与文学中心的形成

金代历史上的两次迁都,将金朝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金代后期,一批文人选择在嵩州一带,包括卢氏、内乡、陈州等地的洛西隐居,逐渐形成了“洛西文人群体”。他们在洛西地区交游唱和进行文学创作,既表达了归隐之志、抒写了闲居之乐,又在慨叹时局之中暴露了隐与仕的矛盾。这一群体虽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共同的风格旨归,但这一文人的群体性流向使得洛西成为金代后期的又一个文学中心,与首都汴京文学中心交相辉映、大放异彩。

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

对于近代在华活动的日本人群体的研究,是横跨日本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叉性学术领域,因而受到两国学者的重视。但是以目前的学术成果而言,对近代活动于华南地区重要口岸的日本人群体的人口及职业情况的研究相对薄弱。通过对大量日文史料的解读,从人口方面看,抗日战争前广州日本人群体经历了两次明显的人口增长,其背景都与日本对华贸易的勃兴有关。而从职业分布角度看,清末、"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及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广州日本人群体的构成特征各不相同,而这种差别的背后则存在着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对广州贸易关系的起伏。

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

法律人群体是独特的社会群体。随着法制的近代化,我国法律人群体逐渐形成。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下,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陪都,众多法学名宿和法律精英荟萃,构成中国近现代法制史上的一大奇观。探讨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对于我国近现代法律人群体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科举竞争压力下底层文人的职业选择及其生存境遇——以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为中心

晚明时期,科举竞争压力的加剧和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催生了包括书坊主、编辑、以向书坊提供书稿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作者、抄写工和刻印工等在内的"职业出版人群体",给大量不能进入官僚队伍的士人提供了一条谋生的出路,这一群体以底层文人为主,他们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书坊主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足,而大部分职业编辑、职业作者生活条件较差,但他们在社交方面却有着共性——热衷于交游和结社。无论是结社还是其他交游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

重视中国聋人群体中遗传性耳聋筛查和预防工作

耳聋是困扰人类的常见疾病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2．5亿人患中度以上听力损失。据各国统计．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1～3名聋儿^[1]．其中约60％的新生聋儿可能由遗传因素所致^[2]。另外许多迟发性听力下降也与基因缺陷有关．或因基因缺陷和多态性造成患者对致聋因素易感而致病^[3]。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群体比较研究

随着现代出版业在民国时期的形成和发展,出版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职业选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家出版机构的出版人群体在构建、发展、出版实践上有着共性,又在人才构成、企业文化、经营方向上存在差异。三个重要出版人群体在企业运营中的实践与经验为当代出版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借鉴。

黑龙江满族刺绣非遗传承人群体人类学分析

依据田野调查数据的整理,对黑龙江满族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的发展现状做出分析与数据统计,可制定满绣传承人谱系表;借助人类学“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中“相互对比法”“趋势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可对其传承方式绘制出定量分析图表。从人类学视角分析黑龙江满族刺绣非遗传承人群体特征,有助于探究其与母系文化特征的关联、不同区域传承群体对于同一族群的认知差异以及跨地域文化比较下满族刺绣非遗传承人群体的审美趣味与传播路径。

邵雍的思想立场、诗歌创作与洛阳文人群体的文化场域

洛阳文人群体是一个拥有大量政治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士大夫集团。洛阳文人群体的结社唱和风气不仅给邵雍提供了磨砺诗才的场合,而且使他在士大夫的群体中得到身份认同,获得了社会资本和发展空间。邵雍富有原创性的文化创造及其诗歌创作所表现的独特风貌,正是以洛阳文人群体及其思想场域、文化氛围为土壤和背景的。邵雍的学术义理精微,与佛老有相似之处。在佛与老两者之间,他较多地接受了道家的人生哲学观念,但其根本立场是儒家的。邵雍的"康节体"既确立了文人诗的一种全新的体式规范,又凝聚了北宋时代的理学思潮,集中体现了北宋中期道学人士的自得心态,是儒门哲理诗的典范。

江苏省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人群体征与COPT关系及晚血现状的研究

本文对１２个县（市）的１９个流行村６３８０人进行了ＣＯＰＴ检测，并对检测人群进行了体征调查。结果：人群ＣＯＰＴ阳性率为４７５％，肝右叶、肝左叶、脾脏肿大的百分率分别为７０５％、９７５％和２４０％；进一步分析显示：ＣＯＰＴ阳性人群肝、脾肿大的百分率明显高于ＣＯＰＴ阴性人群（Ｐ均＜００５）。结果表明：在低度流行地区人群的体征，可作为评价血吸虫病防治效果的候选指标之一。对２４个县的４４个流行村晚期血吸虫病调查显示：江苏省晚期血吸虫病患病率已降到００７％，以巨脾型患者最多，占病例的８０％，且未控制地区和基本消灭地区，江滩、山区和水网三种不同类型地区晚期血吸虫病患病率之间无显著差异（Ｐ均＞００５）。表明：江苏省晚期血吸虫病病情稳定。

拓展审稿人群体的几种途径

审稿人水平、层次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刊物的学术质量,在审稿人群体的拓展过程中,要对审稿人的各方面条件作严格的考察;同时,审稿人群体的规模也影响着审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从分析审稿人应具备的条件入手,提出了拓展审稿人群体的几种途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图书馆人群体探析——以《中国图书馆名人录》为例

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图书馆人群体的基本情况,该群体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要来源,结构层次鲜明,兼具四位一体的社会角色,并充满救世关怀下的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以及该群体对社会力量的纳入和各级图书馆协会对群体壮大所发挥的作用对当代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

民国影坛上的广东电影人大都有侨乡背景。广东侨乡电影人与浙江宁波电影人在拍片宗旨上明显不同,宁波电影人多把电影当商品来做,广东侨乡电影人则把拍电影与公益文化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当成责任与使命。广东侨乡诞生的一批电影女演员,在民国影坛留下了不朽的声光影像,侨乡开放的文化环境对她们心理的塑造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现代出版业时期的绍兴出版人群体及其形成原因

绍兴出版人指的是祖籍或出生地为绍兴,在中国境内从事或参与现代出版业的绍兴籍人士。绍兴出版人群体主要由创业人士、高管人士和跨界人士组成,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核心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绍兴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和深厚文脉的延续,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自古以来兴旺发达的绍兴藏书业和刻书印刷业,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重要物质依托;乡情乡谊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地缘因素。该文提出,绍兴出版人群体用自身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将绍兴的文化底蕴带入到现代出版活动之中,在推动现代出版业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到现代出版文化的构建。

浙江出版人群体与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格局建构及其文化贡献

“浙江出版人”指的是祖籍或出生地为浙江,在中国境内从事或参与现代出版业的浙江籍人士。浙江出版人群体最早创办的出版机构奠定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基础,进而构建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核心格局。他们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中最重要的职业人群体与核心力量,打造出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场景,引领了现代出版文化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现代出版业呈现出既重视社会功用又讲求文化贡献的面貌。这一群体还创建了若干特色鲜明的艺术类出版机构,为中国出版业打上了浙江文化与历史传统的烙印,展现了浙江出版人群体的独特风采。

莆田书院文化对古代莆籍“仕人群体”人生价值观的历史影响

莆田书院文化历史悠久,享有盛誉,是中华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莆田书院文化的创立与发展,不但为地方营造了一种从师习儒、读书仕进和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良好氛围,而且赢得了"文献名帮"和"进士之乡"的美誉。莆田书院文化的繁荣与传承,既加速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莆籍"仕人群体"。在莆田书院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莆籍仕人逐渐形成了一种"视书为财"、"爱书如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了大批勤政廉政、克己奉公的清官廉吏,不但为中国封建官场注入一股新鲜空气,而且对我们今天仍然必须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同光体词人群体的抗战词

同光体词人群体于抗战时期书写的词作既陈述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及自身流离之苦、思乡之切,也歌咏抗战英模人物,抒发杀敌报国之志。词作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诗史传统,呈现出沉郁、慷慨、悲壮的美学特质。他们的抗战词不仅与同时期新文学作家抗战旧体诗词一起汇聚成抗战文学大潮,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正义行动摇旗呐喊,鼓舞中华儿女斗志,也为中华爱国主义史诗增添一页华丽的篇章,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具有改写意义。

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背景下的中非融合

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加密切,大量的非洲人士奔赴广州经商或求学,在不断聚集的非洲人群体中,非洲男性远远多过非洲女性,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处于失衡状态。研究了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现象及其影响,探讨了此背景下的正功能和负功能的中非融合问题,力图形成在穗中非融合的文化共生观,进而指引非洲人群体更加和谐有效地融入广州生活,实现在穗中非融合积极健康的发展模式。

明代牙人群体研究综述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牙人日渐增多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通过厘清牙人群体的概念,并从经济史、法律史、制度史、文学等视野对明代牙人群体研究成果予以爬梳,继而提出以叙事理论研究其生活史的新展望。

近代新式出版环境下广西编辑出版人群体的形成及影响

在中国近代机械初兴的新式出版环境中,广西汇聚形成了多个编辑出版人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活跃于桂垣书局与广西官书局的编辑出版人群体和以《广仁报》等报刊为平台、鼓吹维新革命的编辑出版人群体。近代新式出版环境下的广西编辑出版人群体的编辑出版活动保存和传承了典籍文化、推动和促进了教育发展、传播和宣扬了维新革命等进步思想,对广西社会的新陈代谢与变革转型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并且树立了编辑出版职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榜样,示范、引领、激励着后来的编辑出版从业者。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

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质是保护"代表性个体传承人"的政策,重点突出了"传承人个体",缺乏对"传承人群体"的关注。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具有的"群体性"特征,应采取如下措施加强保护:加强基础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扩大"代表性传承人"的内涵,使其既包括"传承人个体",也包括"传承人群体",并在政策表达上予以确定;从观念认识和政策表达上提高对"一般性传承人"的认同和重视程度;消除"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占"地位,打破"政策垄断";设置适合的考核评估标准,督促"代表性传承人"在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参与者等方面有所作为,积极营造"群体传承"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