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危机谈判中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形成与应对

斯德哥尔摩效应是人质在被劫持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依赖和帮助劫持者的病态心理情结。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形成有着人质自身的心理机制和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并大致经历恐惧、不安、同情三个阶段。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形成可以从需求理论、认知失调、心理防御机制、从众心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在人质危机谈判中,警方可以通过突破劫持者心理防线、消除人质对劫持者的认同意识、阻断人质间斯德哥尔摩效应传染链、控制谈判节奏等方法来应对斯德哥尔摩效应的负面作用。

法治视野下的人质危机谈判

人质危机谈判是解决人质危机的有效手段之一。人质危机谈判中回应劫持者的要求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应讲究谋略,允许向劫持者作出某种承诺。但为了维护国家形象、社会信用和司法公正,这种承诺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同时,我国刑事立法应规定对自动释放人质减轻处罚,为警方解决人质危机的谈判留下空间。

人质危机谈判策略初探

人质危机谈判在人质危机事件中能起到关键作用。人质危机事件类型为:工具型人质危机事件与表达型人质危机事件。工具型人质危机事件谈判模式:武力威慑—讨价还价—降低希望—丧失信心—改变行为。表达型人质危机事件谈判模式:积极倾听—同情理解—建立信任—因势利导—改变行为。在人质危机谈判中,凡事都可商量,但并不意味着有求必应。指挥员对人质危机谈判效果进行评估,有利于及时采取正确的处置策略。人质危机谈判过程中谈判人员要密切关注斯德哥尔摩效应。

论人质危机处置中的两个法律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警方在危机谈判中能够做出让步、向劫持者承诺的底线有两个:一是不能造成二次危害;二是不能摧毁法律的权威。此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部门,一旦处置失败,警方应积极承担说明情况的责任、赔礼道歉的责任、行政补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