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危险性评估的算法治理——从算法透明与商业秘密冲突展开

现代技术助推着人身危险性评估从经验化走向精算化、系统化和智能化,其在审前强制措施、量刑结果、刑罚执行等方面影响着司法决策。对于人身危险性评估算法,算法透明诉求的公开性与算法商业秘密保护的秘密性构成了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算法透明内蕴的宪法权利、刑事诉讼权利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实体、程序规则产生了价值博弈。但两者利益之间并非不可调和,通过积极探索算法治理规则可完成价值平衡:在算法开发者层面,构建可解释的算法模型和算法信息分级公开制度,推动技术透明和程序透明;在算法使用者层面,坚持比例原则与信息公开,逐步完善权利归属约定;在被决策人层面,赋予该群体决策后救济渠道,保障知情权和异议权。三个层面的治理规则构成了符合技术正当程序的算法治理规则框架。

预测式证明:一种新的诉讼证明类型——围绕人身危险性评估展开

随着刑事法学从单纯关注"行为"转向同时关注"人",人身危险性评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虽说人身危险性评估从主观的司法判断到独立的证明领域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是,其诉讼证明性得到了广泛的认知。这是刑事证明的新领域,代表了一种有别于常规"回溯式证明"的全新证明类型:预测式证明,其独特性在证明方向、证明对象、证明依据、证明结果和证明程度等方面都有充分的展示。

论社区矫正中的人身危险性评估

危险管理是社区矫正的关键所在。而人身危险性评估是危险管理的基础。在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时,应当综合考虑犯罪人的个人基本情况与犯罪的行为表现等与犯罪人相关的各种因素,采用"统计为主、临床为辅"的合理评估模式。同时,应将"动态"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机制引入社区矫正工作中,采用累进处遇制的管理方法,真正体现矫正个别化原则。

社区矫正中人身危险性评估的三阶段划分及应用

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已实施了十余年,基本制度已初步形成,但人身危险性评估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鉴于量表测量的客观性和我国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现状,现阶段应采取统计评估为主、临床评估为辅的模式。将统计评估划分为入矫前、矫正中、解矫前三个阶段,根据三阶段的不同目的分别评估,提出实际应用中要注意评估因子的多寡和赋权,并设立解矫正后的追踪评估,以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整体把握。

论人工智能技术在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中的应用

我国现有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方式所形成的信息缺乏有效整合的路径,且无法应对危险评估因素因时空不同而动态变化的特性。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与人身危险性评估的基本原理相契合,在静态层面,对各类风险因素及其不同计算权重的把握更加高效、全面、准确;在动态层面,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可有效解决评估的时效性和地域性的问题。构建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智能评估系统后,在具体应用时,应当保证数据采集和数据挖掘阶段数据的准确性,注意对算法模型的更新和维护,明确评估结果的参考价值和工具地位。

完善社区服刑人员人身危险性评估的思考

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评估是对于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可能性的考查。构建一套完整的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评估体系,可以在最大限度内发挥社区矫正的实效,实现行刑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重新犯罪率。通过以部分矫正试点人身危险性评估现状为视角,剖析目前中国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方可对社区矫正人身危险性评估加以完善。

社区矫正人身危险性评估的模式

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和分类监督是我国社区矫正正在实践中的一种管理手段。“统计评估法”和“临床评估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评估模式,在一些社区矫正制度发展较完善的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我国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当确立一种适应我国国情的“以统计为主,临床为辅”的评估模式。

脑科学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评估的完善路径研究

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司法处遇和教育矫治,应该关注其自身认知和行为能力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其大脑发育水平密切相关。人身危险性评估是处遇涉罪未成年人并提出矫治方案的重要依据,应将涉罪未成年人大脑发育水平纳入评估体系。以影响认知与行为的神经生物学为根基,发掘未成年人大脑皮层发育成熟度与其认知和行为控制能力之间的关联,构建涉罪未成年人大脑发育水平评估模型,通过检测相关脑区灰质、白质以及神经递质发育状况,研判涉罪未成年人的认知及行为控制能力,为司法处遇提供更加科学客观的依据,为教育矫治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指导。

未成年人身危险性大小评估问卷的初步编制

采用《未成年人身危险性大小评估问卷》对300名正常的未成年人和200名未成年犯,进行未成年人身危险性大小特征的研究,并同时验证《未成年人身危险性大小评估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χ~2/df为2.652,CFI和IFI分别为0.903和0.902,克伦巴哈系数为0.901,问卷的分半信度分别为0.893;未成年犯在问卷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的未成年人(P<0.01)。结论:《未成年人身危险性大小评估问卷》作为一个初步编制,可为今后辅导未成年关于犯罪方面提供有效的参考借鉴。

再犯预测基本概念辨析与选样方法评价

再犯人身危险性评估不完全等同于再犯预测。影响再犯可能性的因素主要有环境和个体因素。目前各种再犯预测研究所确定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方法主要有追踪选样、回溯选样、初犯同期选样、初犯不同期选样等。犯罪人回归社会后的个体状况和社会状况是影响其再犯的重要因素。

浅谈我国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与外国的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相比,我国的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机构缺乏独立性,审前社会调查的采信率过高,审前社会调查取证难,评估难,矫正人员缺乏专业性,没有成立专门的审前社会调查小组等问题。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深入地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正确地作出分析和评估。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证据属性之厘定与适用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定位尚未清晰,导致其在司法适用上的标准不一。在法理层面,并合主义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理论根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虽不是法定证据,但其因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而能够作为证据被采纳。合理设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内容及适用程序,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对策。

罪犯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化研讨会综述

2016年9月26日，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主办、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承办的罪犯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化理论研讨会在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召开，与会领导与学者就“罪犯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化的价值意义与核心理念、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实践路径与推进措施、本土资源与国外借鉴、科学化与理论研究以及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化”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思路，与会人员就“罪犯教育模式、监狱区域合作以及降低重新犯罪率”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点评时，在肯定我国罪犯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化取得成绩的同时，提出了“运用犯罪学、法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多学科知识，建立以‘罪犯人身危险性评估’为核心的教育管理工作机制”的新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