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暂时性人身限制权的体系和合理规制

盘查、留置、拘留等警察权行使方式均系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短暂限制,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可以被纳入警察暂时性人身限制权这一集合概念中。文章提出适用于这一类权力的监督制约规则,解决其适用时的协调问题,以保证此类权力的行使被严格限定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既发挥其应有之功效,又不至于出现权力滥用而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

人身自由的构成与限制

狭义的人身自由是指身体活动自由,包括积极作为的自由和消极不作为的自由;广义的人身自由还包括居住和迁徙自由、出入境自由等。比较人身自由之限制的立宪规则,英美国家重程序保障;德国重实体保障,并明列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理由和目的;国际人权法和日本等国兼采上述模式的合理因素,具体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和实体规则。我国宪法的规定则过于抽象。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方式有限制与剥夺、追惩性限制与保护性限制、隔离性限制与管束性限制等,目的只能为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从形式合法到裁量正义——传染病防治中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合法性证成

从抗SARS到防控甲型H1NI流感,隔离与医学观察等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合法性所涉及领域的关键由立法转向了行政,合法性判断标准的重心则由法律保留逐渐变为比例原则,合法性实现机制的中枢也由制度的外部监督逐渐转向行政的自我拘束。非常状态下法律的适用和解释,以及在此过程中行政裁量权的运用及其控制是传染病防治依法行政在未来发展的关键,其主要内容包括法定传染病的纳入、防控措施级别的确定、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判定等方面。如何在专业技术判断、政策考虑和行政决定之间实现有效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明确、紧密和公开的裁量基准,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此,传染病防治中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合法性证成已由形式合法发展到裁量正义。

我国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模式研究——以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为视角

对未成年人的救助与保护,尤其是对陷入困境的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与保护,不仅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也是刑事政策的需求。目前我国民政、司法、教育、团中央等部门都有相关的救助工作,但各个部门之间的衔接还不够顺畅,没有形成完善和系统的对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制度和体系。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经过多年帮扶救助工作实践,探索总结出一套"监狱+司法+教育+社会组织+民政"共同参与的"五位一体"的救助与帮扶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以此为基础,今后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明确各部门职责,建立系统的救助制度;二是加强各部门协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三是建立和完善监护人评估机制;四是强化政府购买服务,孵化更多社会公益组织。

“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的立法研究

在我国,"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属于卫生行政执法实践中应用不少而在理论上关注不多、研究不深的一类行政强制措施。随着"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的发生,凸现了我国"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相关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我国应加强与之相关的多个层次、多个部门法律法规的完善。

“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完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作为预防和控制“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传播的重要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在法律适用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对此,本文试图从行政强制角度对这类医学行政行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程序的完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作为预防和控制“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传播的重要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在法律程序上存在诸多的问题。对此,笔者在对比两大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完善“限制人身自由”卫生即时强制程序的构想和思路。

论人身自由受限制者的行为能力和权利

目前,世界各国之立法将人身自由受限制者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享有独立从事各项民事活动之权利,这对于人身自由受限制者是不公平的,对于其相对人也可能造成不利益。人身自由受限制者,由于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无法如自由状态时那样及时、便捷、直接和完全地了解和获取进行民事活动所需的各种信息,对人事的辨识能力大打折扣,致使其意思能力下降,行为能力存在瑕疵,因此有必要将人身自由受限制者认定为不完全行为能力人。这既是基于理论上的推导,又是来自实践的考察,更是符合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意旨和价值取向的。

限制人身自由侦查措施的监督

防止侦查中滥用羁押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需要建立、完善事前制约机制和事后审查机制。

重塑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主体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主体主要有公安机关、海关、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虽然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对这几类主体的法律确认还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应当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主体从法理与实践层面进行重塑。

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刍议

公安机关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肩负着打击刑事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这种职能的双重性,使公安机关行为性质有时难以区分。在审判实践中,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时,一旦被诉至法院往往以是刑事强制措施为由而拒绝司法审查,给行政审判带来诸多困难。如何界定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行为性质?本文试就此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一、审判实践的不一致及危害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的名义而实施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是否应受司法审查?认识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新冠肺炎防治中的合理行政——以《传染病防治法》中直接限制人身自由的防控措施为视角

疫情防控须在法治轨道中展开,而目前据《传染病防治法》直接限制人身自由的防控措施,解决了依法行政的问题,却没有达到合理行政的理想效果;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该防控措施的行政裁量权缺乏有效控制。鉴此,出路为:在司法上确立"判断过程性审查方式"、在立法中明确"公开说理"义务、设立专门疫情审查委员会解决行政争议。

检察机关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监督的完善

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强制侦查手段是侦查机关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一种约束手段,其功能应定位于诉讼保障和人权保护。过分强调打击犯罪而追求刑罚预先惩罚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该措施被滥用和透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要求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目前监督手段的单一和监督程序的缺位导致监督效率低下,应当在严格执行现有监督程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羁押替代措施,同时扩大对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监督的主体范围和监督渠道,以非法证据排除为审查重点,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协调,真正发挥检察机关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合法性的法律监督功能。

权利的享有与行使——从已判死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是否享有生育权说起

浙江省舟山市一个罗姓青年为工作琐事与同事发生争吵,因一时过于激愤冲动,将同事打死,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某向法院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请求,想人工授精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子育女。郑某的请求难倒了法院,因为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况且在全国尚属先例,无从参考。一方面。

期待精神卫生法能消除“限制人身自由”

5月21日，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起草人之一，刘协和透露，《精神卫生法》最快有望在年内出台。《精神卫生法》受到社会的很大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我国目前的精神病医疗体制中，把一个人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并没有什么约束性规定，只要有家属送，医院就可以接受，并限制自由，从而使健康人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事件一再发生。

限制代表人身自由措施的许可之思考

代表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非经本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刑事审判，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近年来，对人大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许可得到越来越规范的行使，在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行使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着力避免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员工被限制人身自由,其劳动关系、工资怎么办

现实中,职工因违法、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并非个例。那么,其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工资该怎么办?员工被行政拘留,公司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案例]2021年1月6日,蓝先生因与他人斗殴被公安机关处以罚款并治安拘留15日。拘留期满后,蓝先生因此被公司解聘。蓝先生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吗?

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你知道多少?

家庭是每个人温馨的港湾,爱绝不是暴力的借口。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然而,有些人在传统观念里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因此在遭遇家暴时,往往选择沉默和隐忍,或者在看到家庭暴力时,认为是别人家事,不愿意去提供帮助和诉诸法律。家庭并非暴力的遮羞布,家庭暴力也是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受害人要勇敢面对家庭暴力的侵害,积极寻求法律帮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关于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中的几个问题○苏元华人身特别保护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代表的基本权利之一。自从１９５４年宪法确立了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别保护制度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有关这方面的立法不断充实完善，人身特别保护制度日益规范化。但也要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