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新规定要求实验室工作人员人道对待试验动物

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导，新加坡政府规定，需要使用试验动物的各个科研机构必须要获得由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并且要人道地对待试验动物。那些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残忍地对待试验动物的研究人员将面临一年监禁和最高一万新元的罚款。

人道对待动物组织

人道对待动物组织（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简称PeTA）,又名善待动物组织,是全世界最大的动物权利组织。人道对待动物组织成立于1980年。是一个致力于建立和保护所有动物权益的非营利组 织，总部设在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动物保护组织。在现有的200多万名会员和支持者中，美国本土拥有75万名会员，

人道主义援助与冷战——1980年代美国应对埃塞俄比亚饥荒的历史考察

冷战期间,人道主义援助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连年旱灾、落后的农业生产力、社会体制现代化程度不足和长期内战等原因,埃塞俄比亚在1980年代前期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最初,里根政府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以促使门格斯图政权倒台,后因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而成为最大的粮食捐助国,但其反共产主义的本质贯彻始终。苏联因经济低迷和粮食增产停顿,对埃塞俄比亚的人道主义援助则较少;以交通工具和医护人员为主,却被广为宣传。里根政府高估了其大规模救助对门格斯图政府消解西方意识形态抗拒力的作用,而门格斯图则在获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维持了政权稳定及其与苏联的关系。

加强医学伦理审查体系建设的医学人道主义反思

好的伦理治理需要好的伦理审查、好的伦理组织和好的伦理委员。伦理审查是对涉及人的研究的科学性与伦理性进行审查,其中存在技术话语与伦理话语两套体系,分别代表着医学人道主义的两个方面。其中后者居于主导地位,二者应当统一于伦理话语。伦理审查的认知基础、价值观念、问题分析、问题处理和评价反思均应体现人道主义的要求。风险和受益的计算同样如此。伦理审查活动是人道主义的实践过程,需要体现科技发展与维护人的尊严融合的伦理治理理念;形成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融合的伦理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伦理教育体系。

“人道主义事业中的技术应用”圆桌研讨纪要

主持人:各位老师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抽出时间参与此次圆桌论坛,共同讨论技术、人道与人道主义事业发展相关的问题。当饥荒、灾害和贫困等人道主义危机不断蔓延,高科技武器的研发和应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新的威胁时,人道主义事业发展面临巨大的契机和挑战。因此,在当下对人道主义事业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通过本次论坛和各位老师围绕“人道主义事业中的技术应用”这一主题,共同商讨什么是人道主义、技术与人道的关系、技术向善是否可能等问题。

大江健三郎:从人道主义到后人道主义

作为日本反战文学的杰出代表和“九条会”的重要发起人,大江健三郎的战斗精神令人感佩。基于他对日本国民的明敲与暗忧,我曾多次动容地称他为爱国者,却并未使他领情。有一次,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那是2006年9月的一个下午,他一边盯着《别了,我的书》,一边当着慕名而来的众多读者大声嗔怪我说:“难道你是怕我被日本特务暗杀吗?难道这里有日本特务吗?”我一时无言以对,却服膺于他的睿智。他早就看透了我的忧心。

数智时代人道传播的困境及实现之可能

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之一杜南所倡导的国际人道主义与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护使命依然重要的同时,层出不穷的生化、环境与AI等所带来的各种潜在与现实的危机都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道传播在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救助等的同时,强调摆脱道德伦理的空洞语言的评判,关注人心、人道以及其所引发的各类矛盾冲突可能关切到每个人的未来,在深化人道主义事业结构、制度、系统等变革的同时,加强人道思想与实践的追问,提出向未来的每个人都不得不自我回答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问题。

人道援助:北京民间筹赈日灾义演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强烈地震及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日本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援日行动开始后,知名艺人梅兰芳很快倡导全国同人义演筹赈。梅兰芳的号召得到北京各界民众的积极响应,梨园艺人、学界及票友等民间人士纷纷发起义演筹款行动,将募捐款项转交日本灾民、在日留学生和华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时,中国人民搁置仇恨、施以援手,日本人民应记住这份恩情。中日和平交往,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努力方向。

天道与人道:书法表现的两端

对道的体达是书法的基本旨趣,也是书法成为中国文化与哲学载体的内在原因。天道、人道分别指向自然客体与作为主体的人及其运作规律。书法对道的表现亦可以主要概括为这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通过书法的形式反映自然运行的道理,所谓“以形媚道”,其最根本的是对阴阳法则的运用和表现;另一方面则是书法在内涵上以表现人这一主体的本质属性为目的,主要指向的是人心情感。经由这两个方面,书法与道相沟通,合于道、表现道。

人道主义视域下《杯酒留痕》中小人物创伤书写与伦理反思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本文旨在对其作品《杯酒留痕》中的小人物进行解读,关注小人物的战争创伤,通过对他们悲剧命运的人道剖析,激发人们对小人物生命的重视与同情。

保卫人道主义: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凯文·安德森教授访谈

乌托邦被凯文·安德森视为理解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在他看来,马克思是从超越资本主义的视角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一过程包含着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想象,这已经具有了乌托邦的色彩。乌托邦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课题,相反,它具有切实的实践含义并在当代积极地塑造着社会的面貌。在《马克思在边缘》一书中,安德森指出马克思克服了欧洲中心主义,逐渐对社会发展形成一种多线性的思维方式。以此为方法论,安德森对十月革命、爱尔兰革命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展开了深入研究。

“人道主义”的屈折——“十七年”萨特存在主义译介与“人性论”论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风靡的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战后存在主义逐渐走入中国学界视野。在这一时期,萨特与中国的初步接触微妙而多变:从外部因素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萨特、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与新中国关系变化的现实影响;但在内部,它有一条贯通始终的脉络,将译介与接受的浮沉维系起来,让萨特存在主义在中国的起落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讨论紧紧纠缠在一起。这条脉络自始至终与它最被关注的那一部分交织着,曾最被提防也是后来也最易被接纳的,即对于人之存在的定义和想象。

“数智时代的人道传播与人道主义事业——技术、人文与共生”会议综述

面对飞速发展的数智时代,来自国内3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业界同行围绕“数智时代的人道传播与人道主义事业——技术、人文与共生”进行深刻讨论。在对人、人道主义、人道传播的本质追问中,学者们洞察到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与人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变化中不变的人道主义内涵。同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发表了自己对技术人道主义的看法,一方面辩证看待技术对人的异化与复归的可能,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技术在不同领域进行人道援助的案例。基于此,与会者进一步展望了技术与人性共生的社会图景,即共建多元主体共生的日常关系、以共享为依托的新共在状态、以共治为目标的全民参与。

认知·情感·勇气——数智时代的生成性人道主义及其传播

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呼唤全人类的通力合作,而人道传播与动员却因语言、观念和制度等差异面临困境;技术变迁下的个体生命底色的凸显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等也需要人道传播的新理念、新逻辑和新形式。从生命传播的理论视阈出发,在新异化时代,唯有建立在自我觉知和情感共同体基础上的、生成性的人道主义,方能达成切实的行动与改变,而叙事和勇气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联合国经济制裁人道主义豁免的美国“制造”与“续造”

联合国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就资产冻结制裁规定了统一的人道主义豁免规则,增强了人道主义豁免的标准化和常设性。联合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极有可能影响美国设计本国人道主义豁免机制,因此美国积极提出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草案,主导该决议的“制造”,并将本国政策实践渗入该决议内容,推动本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国际化。而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用语的模糊性为各国在执行层面的自由裁量留下空间,美国通过对该决议的解释、执行和内化,持续对联合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进行“续造”,这将塑造国际社会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互动。对此,中国应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造法进程,完善本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机制,推动从根源上减少经济制裁对人道民生的负面影响。

E.P.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意蕴与审视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翼学者E.P.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既内生于由汤普森个人成长历程所塑造的人生信念中,也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和英国国内环境的巨变中。其理论起点是现实政治中出现的“人性”空场和道德危机。围绕该问题,汤普森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反智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三重维度进行了批判。汤普森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恢复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并借助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推行彰显“人性”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还推动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一思想存在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的问题,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使其表现出“唯意志论”倾向,融合性的研究路径在造就其独特的学术方法的同时也凸显出理论视野上的局限。

论海德格尔的人道主义之思

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早期海德格尔力图以“此在”之在世经验来弥合主客对立,然而“此在”的主体性和局限性却难以克服。为此,后期海德格尔的理论出发点从“此在”转向了更为始源的“本有”,将“存在之真理”理解为开启并决定一切的“本有”,力图进一步消解人道主义所内含着的本质主义和主客对立思维,从而在一种新的哲学视域中开启“存在”的真理之思,彰显人的本真尊严。虽然海德格尔的人道主义批判与构建未能提供一种终极的解释框架,但其哲学之“思”所展现的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世界。

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对使用致命武力攻击儿童兵的限制

为保护儿童权利免遭武装冲突所害,国际法禁止征募儿童、使用儿童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然而,国际人道法的现有规则默认参战儿童可以像成年战斗员那样被视为合法攻击目标,并且没有对使用致命武力攻击儿童兵施加限制。这不仅与前述禁止性规范的保护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忽视了国际法对儿童生命权的特别尊重与保护。就对儿童兵使用不加限制的致命武力而言,当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均具备可适用性时,仅在前者被确立为特别法因而优先于后者时,其合法性才得以证成。分析表明,特别法原则无法证成不加限制的致命武力的合法性。妥善的做法是限制对儿童兵使用致命武力,当具体情况表明致命武力为明显不必要时,应优先考虑俘虏或非致命方法。采取这一立场既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权利,也不至于妨碍交战双方追求军事胜利。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道主义问题新探——基于“横向堆叠”与“纵向延伸”两种理解尺度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层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重要研究向度。人道主义肇始于西方意识形态思潮,其间经历了“理性与至善”、“上帝与原罪”、“欲望与禀性”、“存在与本质”四个思想“堆叠”阶段。自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人道主义“横向展开”的解释范式,并沿着“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的辩证法中予以“新解”,即表现为“现实性和历史性的内在融合”、“阶段性和长远性的相互依存”、“客观性和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以及“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交融互通”的四大纵向理解。同时,“历史人道主义”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道义特质,其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三大重要现代化任务予以深刻启明。

人工智能武器对国际人道法的冲击与回应

21世纪以来,军事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新型武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工智能武器具有智能性和攻击性,在法律上可被认为是具有一定自主决策能力并辅助人类进行攻击的工具。人工智能武器的出现对国际人道法的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马尔顿斯条款造成了冲击,给国际人道法的归责原则带来了挑战。为保证人工智能武器的合理利用,国际社会应强化事前审查制度,构建事中执行标准,完善事后追责机制,避免人工智能武器带来巨大法律风险和伦理危机,捍卫人类社会的和平、安全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