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人际不信任的中介效应

目的:比较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群之间应对方式倾向与人际不信任的差异,构建并验证人际不信任在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使用抑郁自评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和进食障碍问卷人际不信任分量表对130名抑郁症患者和76名正常对照组进行测试。结果:(1)抑郁症患者人际不信任明显强于对照组(t=6.648,P<0.01);(2)抑郁症患者在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上明显少于对照组(t=-10.639^-5.097,P<0.01),在采用消极应对方式上明显多于对照组(t=3.803~6.679,P<0.01);(3)中介模型拟合良好,适配度高,模型成立。结论:抑郁症患者消极应对方式较正常人群更多,而积极应对方式更少;人际不信任能够中介消极应对方式和抑郁症状的关系。

人际不信任、消极情感与知识隐藏行为研究

人际不信任作为判断人际关系质量的重要标准会导致知识隐藏,但至今鲜有研究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削弱了实践指导性。依据情感事件理论和心理所有权理论,重点关注消极情感在人际不信任影响员工知识隐藏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知识心理所有权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对324个样本的层级回归分析发现:(1)消极情感在人际不信任与员工知识隐藏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知识心理所有权显著调节消极情感与知识隐藏行为之间关系的同时,也显著调节消极情感在人际不信任与知识隐藏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表现为员工的知识心理所有权水平越高,人际不信任通过消极情感影响知识隐藏行为的作用就越弱。

中国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不信任:单因素还是双因素

为了探讨“信任-不信任是单因素还是双因素”,以中国在校大学生为被试,修订了中国大学生信任-不信任行为问卷。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平行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该问卷包含了两个因素,一个是信任特质对应的因素,另一个是由于计分方法导致的因素,因此接受“信任-不信任是单因素“的假说。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较好,且存在性别和专业差异。

工作场所中员工知识隐藏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使用员工知识隐藏测量问卷对196名企事业单位员工进行施测,以验证员工知识隐藏测量问卷的结构,并探讨人际不信任、消极互惠和组织氛围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知识隐藏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人际不信任、消极互惠对知识隐藏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氛围对员工知识隐藏有显著负向影响;人际不信任在消极互惠规范和知识隐藏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