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人际状态的内涵、类型与研究热点

人际状态又叫社交地位。首先，它作为儿童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其心理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青少年的人际状态，分析发现青少年人际行为中常见的问题，对于促进青少年健康、和谐、全面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次，Coie与Dodge根据儿童的行为特征及其在团体内的被接受程度提出社会选择性和社会影响力将儿童的人际状态分为五类：受欢迎型（Popular）、拒绝型（Rejected）、矛盾型（Controversial）、被忽视型（Neglected）及一般型（Average）。最后，相关研究主要讨论了儿寺的人际状杰与早期的亲平交往．以及音年期得犯行为及儿童智商等方面的联系．

传统节日里特定人际状态中的自我意识分析——基于心理文化学的视野

为了将中国传统文化作用于心理过程的经验与西方咨询理论和方法放在同一平台上进行考量,文章以传统节日和咨询的功能互通为切入点,通过采用文化人类学观察和理解的方法,在基本人际状态这一"心理、社会、文化"互动的"场"与传统节日这一特殊时空情境叠加下,分析了中国的基本人际状态中个体自我意识的构建与完善具有时间取向、关系取向及主题取向的特点,反映了伦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呈现了传统文化何以赋予人们内在价值的心理过程。

极致伦人: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探析——兼与中日“基本人际状态”比较

韩国因其特殊的地缘关系,深受中日两国,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同时还保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得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有其特殊性。通过"PSH"模型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即对"极致伦人"进行解构,可以系统总结韩国的社会文化特征,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韩国人的社会心理,这对于处理好中日韩三方关系,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本文分析了日本学者滨口惠俊的“间人”概念及其理论的特点与不足,从研究“人的系统”的角度,提出用“缘人”概念描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作者从认知模式、情感模式、交换模式和主要群型四个方面简要概括了日本人人际状态的特征,认为“缘人”概念更能表述日本人际关系的神髓,更具有日本本土文化特色和与现有理论有更好的兼容性。

“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

本文将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PSH)理论和"基本人际状态"概念应用到中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型与《尚书.禹贡》描述的"服国"模型、"朝贡体系"模型以及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型之间的相似性和本质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国家形式"服国"的特点及其与"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国家形式以及中国人独特的"政治经验"。作者的分析表明,基于"伦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验可能暗示着一种比现代国际秩序更高、具有某种"后现代"特点的国际秩序原则。

“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维度与“心理-社会均衡”(PSH)的动力学关系——对许氏理论的若干阐释和补充

本文对许烺光提出的PSH原理和"基本人际状态"进行了若干补充和完善。在阐述"基本人际状态"的两大类型时提出了与"个人"相对应的"团人"概念,并进而区分了基本人际状态的认知、情感、交换和集团四个维度,分析了基本人际状态均衡的动力学关系,指出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自恰的统合系统和自均衡系统。经过补充和完善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暗示了从这一角度研究问题的分析空间所在,并为较精确地分析PSH的动态均衡机制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

社交媒体“人性化服务”衍生的“人际传播亚状态”——以微信为例研究人际传播新状态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认为能够提供人性化服务,满足人们需求的媒介才能够在不断竞争淘汰中生存下来。微信从2011年产生后得到迅速发展,满足大众在网络时代人际传播的新需求,同时也引发了人际传播的"亚状态"。例如,"微信有话聊,见面无话聊"、淡化现实交际等。我们在享用微信等社交媒介的人性化服务时,也要注意降低"人际传播亚状态"的副作用。

“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

作者尝试将"心理-社会均衡"的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把近代西方国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与"个人"这种西方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及本质。作者认为,近代西方国家的出现是解决个人社会一体化问题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同构映射关系,即两者都是界限清晰的行为主体,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关联性,对个体利益和权利的强调与国家功能的分离具有一致性。个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点——利益、竞争、缺乏安全感——也反映在国际关系中并被普遍化和强化。作者还分析了"个人"心理-社会均衡模式的特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所谓"安全困境"之间的关系。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心理—社会均衡”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采用这个理论对中国、印度、美国等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该理论在几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许氏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不仅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我们从文化心理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

古代南亚地区也存在一个与西方罗马体系、东亚朝贡体系和近代国际体系并列的国际体系,即孔雀王朝时代阿育王建立、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大法体系"。这个体系以印度宗教中的"法"(Dharma)为合法性基础,具有"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的特点。该体系的原理主要是在一个等级结构中赋予每个行为体一个特定位置,族群主要通过限制交往、通婚而保持其独立性,故该体系下族群间的融合度较低,国家间的联系松散而脆弱,并且国家间出现的短暂的秩序常常与某种极端现实主义手段相联系。"大法体系"与印度教徒的"基本人际状态"——阶序人——具有内在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视为种姓体系的放大和延伸。

日本社会的“个人化”:心理文化视角的考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实质性的个人化",对日本人的亲密圈子和人际关系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社会"个人化"既有作为现代社会普遍趋势的"个人化",也有作为日本"基本人际状态"变化意义上的、带有日本特点的"个人化"。后一种意义上的"个人化",是造成日本高自杀率和抑郁症患者增多、青少年自闭者和"自我萎缩"者增加以及"熟年离婚"等日本特有现象增加的重要原因。

论日本人感情模式的文化特征

本文从心理文化的视角,探讨了作为日本人基本人际状态(缘人)一个维度的"感情模式"的文化特征。"缘人"的感情配置模式的特点是,比西方的"个人"更容易得到心理一社会均衡,却不像中国人那样在以亲属集团为核心的小范围自动保持均衡。感情的控制机制虽也是"抑制型",但更趋于承认和评价自然感情,感情控制更趋于参考多种情境因素。同时,还阐述了日本人作为感情控制机制表征的"耻感意识"和"情境型行为"方面的特点。

战后日美关系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被美军占领初期所形成的美主日从关系,成为战后日美关系的原型。1960年以来,日美谋求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但美主日从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的"权力"并非形成这种日美关系的唯一动力,在心理文化学看来,日美基本人际状态的差异才是战后日美间亲子模式下从属式依赖关系的根本原因。

论日本人的交换模式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和"基本人际状态"理论分析日本人的交换模式,指出日本人的交换关系不是交易型交换,而是一种互酬式交换,即附带了信用、服从、地位、崇拜等情感价值的"等意义交换"模式。它具有非同时性、非等价性、非限定性以及根据投注感情的多少而形成若干个人际关系圈子的特点。"身内"是一个感情最浓的圈子,适用"娇宠"法则;"仲间"是一个半感情、半计算的圈子,适用"义理"法则;"他人"则是完全不需要投注感情而能够实行公平法则的圈子。"身内"与"仲间"两个圈子的高度转换性,是日本人交换关系与中国人的最主要区别。

阶序人模型:印度教社会国民性研究的心理文化范式

“阶序人”模型是从“人的系统”对印度教徒存在状态的一种明确定位,也是一种新型的国民性研究。该模型继承了法国人类学者路易·杜蒙和美籍华裔心理人类学者许烺光的理论,并从“人—心理—文化”的维度和异质文明比较的方法考察印度人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原理。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维度,亦是符合印度人特性的一种研究路径。这种“整体人”研究路径以“心理社会均衡”为核心、以集团、社会交换、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自我认知等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为支柱,受行为原动力与引导力支配,并有内在的运行规律,它以文化基因解码的方式阐释人的心理与行为,在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整体研究方面作出了有益而颇具创造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