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证据,揭秘上古传说——读王晓玲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

王晓玲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近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作者通过分析图像文化内涵,发现人首蛇身图像不仅是《山海经》诸多神仙的身体结构特点,也统领并贯穿了兄妹婚神话、伏羲女娲神话。同时,作者还揭示了人首蛇身图像在吐鲁番兴衰的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原因,展现了《刘海戏金蟾》《白蛇传》《三味书屋》等文学作品中蛇意象的文学渊源及社会生活中隐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

八世纪前古印度人首鸟身紧那罗图像述考

紧那罗作为古印度宗教图像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溯源至古印度独特的民间神话传说,公元前2世纪以《本生经》为激发点,紧那罗以佛陀象征表现形式的供养角色出现在佛教图像中。古印度紧那罗图像的两次高潮出现在早期安达罗王朝的桑奇佛教窣堵波浮雕和伐卡塔卡王朝的阿旃陀佛教石窟壁画中。8世纪前古印度人首鸟身紧那罗图像可分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与5至8世纪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紧那罗大多手持花环、圆盘等供养物飞悬在菩提树或窣堵波左右侧上方,较少情况下以装饰元素出现在建筑、器物纹饰中。第二阶段的紧那罗、紧那丽往往以夫妇关系形象出现在神祇侧上方的侍从场景中或以装饰元素出现在寺庙建筑的纹饰中。

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古籍中对女娲记载的分析,确定大约汉代时人们对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已经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并从"野性的思维"角度重新审视"半人半兽"形象的由来,认为"人首蛇身"是思维对"自然—文化"秩序进行调和的产物,并具体结合女娲神话分析了"人首蛇身"的来源和内涵,以及"蛇身"在大母神形象中的意义、蛇多样的象征意义对女娲神格的影响。

山西横水墓地出土人首纹青铜短剑研究

山西博物院2018年《争锋——晋楚文明特展》中展出的一把青铜短剑颇为引人注目。这把青铜短剑出土于山西省绛县横水墓地,为扁茎式,剑身装饰人首纹,并铸有3字铭文。这种形制的青铜短剑出土数量不多,带铭文者更是少见,是研究西周时期人首纹青铜短剑的一件重要标本。本文从青铜短剑的起源入手,对考古出土和传世品进行了简单梳理,通过铭文释读等,认为这件器物是西周时期带铭文人首纹青铜短剑之孤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略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的大量存在使蛇(龙)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表象"。 通过对蛇的形象和起源的分析,发现"人首蛇身"形象的形成和演变,体现的原始人类的精神。从而认识到 在原始思维的内在结构中蛇的形象占有的重要角色。

汉代画像石“人首龙身交尾”考释——以贵州省金沙县汉代画像石墓为例

贵州省金沙县汉代画像石墓是贵州省出土的为数不多的汉代画像石墓葬,该墓葬中出土的"人首龙身交尾"画像,在该墓葬画像中具有典型性,本文以"人首龙身交尾"画像石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画像表现的内容、画像的源流、画像的造型艺术特点等方面对该画像进行考释。

北齐高洋墓人首鸟身图像探究

北齐高洋墓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湾漳村,该墓20世纪80年代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壁画。其中分别绘于墓道东西两壁上的人首鸟身壁画像造型怪异,且不同于传统的四大神兽,遂引起笔者探究热情。本文通过对该种人首鸟身壁画像的图形分析,认为该种图像起源于中国远古时期的鸟类图腾崇拜,造型上取材于道教的"千秋万岁"鸟,与中亚的祆教艺术有着一定的联系,是一种多元化的艺术产物。

北齐高洋墓人首鸟身图像探究

北齐高洋墓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湾漳村,该墓20世纪80年代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壁画。其中分别绘于墓道东西两壁上的人首鸟身壁画像造型怪异,且不同于传统的四大神兽,遂引起作者探究热情。对该种人首鸟身壁画像的图形分析表明,该种图像起源于中国远古时期的鸟类图腾崇拜,造型上取材于道教的"千秋万岁"鸟,与中亚的祆教艺术有着一定的联系,是一种多元化的艺术产物。

东阳市博物馆馆藏人首鱼身俑赏鉴及发展分析

陶俑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饱含古人对阴间和后代生活的美好期许。对出土的神煞明器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人的现实生活、精神追求和风俗文化。本文以东阳市博物馆馆藏人首鱼身俑为引,浅析人首鱼身俑这种随葬明器的发展演变及其在变化中反映的文化风俗演变。

从“句芒”到“扁鹊”——汉画人首鸟形象辨析

汉画像石中的人首鸟身形象分布广泛,形象也千差万别,基本上可分为人首鸟身鸟足、人首鸟身鸟足人手、人首鸟身无足无手这三类。其中,广为人知的“扁鹊针灸行医图”中的人首鸟在没有榜题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其身份,只能称之为“鸟神医”;西王母(东王公)身边敬献灵芝的人首鸟不是句芒也不是扁鹊,是青鸟的可能性更大。

汉代墓葬画像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探源

西汉时期,伏羲女娲以人首蛇身的形象出现在墓葬画像中。随着对伏羲女娲研究的深入,其形象来源成为热点论题。学者多认为,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源于图腾崇拜,并将其追溯到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蛙纹与蛇纹。此即考古学界热烈探讨的“溯源止于何时”,本文认为,意义、信仰的溯源应止于形象形成之端,即形式与内容的贯通。龙蛇胎梦实现这一贯通,当为伏羲女娲形象之源;伏羲形成于战国时期,女娲则形成于商周之际。

青玉人首蛇身饰

青玉人首蛇身饰出土于河南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墓。这座墓葬的发现非常偶然,1983年4月10日,光山县宝相寺上官岗砖瓦厂的工人在动土时无意中发现了它。当时墓葬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墓中的文物也被哄抢一空。当地的主管部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追回了全部文物,并且对墓葬现场进行了调查,于当月底开始了对该墓葬的抢救性发掘工作。

唐代乐舞中人首鸟身形象的研究与探索

古代乐舞的特点是乐中有舞、舞中有乐。文章以唐代乐舞中人首鸟身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它的起源、发展和当下创作三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找寻人首鸟身形象的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进而形成乐舞一体的艺术作品,推动乐舞文化与时俱进,形成具有时代烙印的文化符号,从而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向美,与自然和谐共生。

唐五代墓葬中出土的人首蛇身俑

唐五代时期风水堪舆术盛行,墓葬中以神煞明器随葬成为当时丧葬制度的一大特色。其中,人首蛇身俑是诸多明器的一种。文章通过梳理唐五代时期墓葬中所见人首蛇身俑,对其形制特征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在对人首蛇身俑的分期和分区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人首蛇身俑在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发展演变和地域特色,并分析出土人首蛇身俑墓的墓主身份,结合前人研究,探讨人首蛇身俑的使用制度及其在墓葬中的性质和作用。

古玉上的“鹰伴人首”造型与商祖神话

有一批龙山文化和商代古玉,常见雕刻或刻画有鹰鸟纹和人首(神面)纹,它们实际上是一组神话图像,即表现商祖卵生神话,也称玄鸟神话。鹰鸟即玄鸟,人首则是商祖帝喾、商契或帝喾二妃之简狄、建疵。在一个史前文化体内,图像神话与口传神话和仪式神话一道,在族群相关活动中平行地使用,共同表达该族群对始祖起源的理解和观念。

规律性认识与古玉辨伪——北京故宫博物院鹰攫人首玉佩及上博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玉舞人的考察

古玉研究凭借的资料,除出土玉雕之外,还包括不少传世玉器。众所周知,传世玉器真假混杂,故需要先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定工作。长时期以来,人们习惯以个人"经验"作为辨伪的准则。不过,个人"经验"难免带有主观因素,是否可靠,仍需验证。而且个人"经验"因人而异,以致说法纷纭,往往以见仁见智为口实收场。

唐壮怀艺术作品鉴赏

生生不息朋友问我为什么在手机音箱上画条美女蛇。我们中国人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就是人首蛇身。我以女娲为原型创作的这个画面。蛇身上刻满了神奇的文字,文字与货币是文明肇始的两个重要标志。伏羲女娲点亮了中华文明的火种,从此一束又一束的火把伴随整个民族勇往直前,走向辉煌。生生不息,我们的家族。生生不息,我们的事业。

梵文妙音,娜影旋势——《迦陵频伽》由“物”到“舞”的溯源与再现

迦陵频伽的藏语名为Kala-vin-va,被认为是一种妙音神鸟,其声音美妙动听,形象为人首鸟身,主要在唐代的壁画和墓室中出现,宋代也有类似迦陵频伽形象的建筑。近年来文艺工作者对于迦陵频伽的研究甚多,大致从考古、美术、建筑、壁画这几个方面进行阐释,关于它的舞蹈艺术研究则较为少见。从舞蹈角度来看,其动作造型、舞姿流动、表情神韵是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融合,目前国内舞蹈学界试图从其他学科中找出与舞蹈有关的内容并加以筛选,以期能够更好体现其舞蹈形象。

唐宋墓葬出土人首鱼身俑研究

人首鱼身俑是唐宋墓葬中时有出土的一种镇墓神怪俑,唐代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五代两宋时多见于南方,分布和使用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其内涵在唐宋时期亦有不同。在唐和五代,它是镇墓压胜、丧葬礼制的一种表现,而在两宋时,则和道教思想关系密切。

马王堆汉墓出土T形帛画“人首蛇身”人物形象考——兼谈楚地与燕齐升仙信仰于帛画中的表现

马王堆一、三号墓各出土有一幅T形帛画,两幅帛画的长度和宽度均不相同。三号墓T形帛画较长,是由于帛画上部"人首蛇身"人物位置的下移造成的。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两幅帛画中的"人首蛇身"人物无论从面容衣着,还是体形特征来看,都不是同一人物。不仅如此,他们的性别表征与帛画下部人间的墓主也显示出一致性。结合《楚辞·远游》所载楚地登昆仑、经天门、入帝宫升天成仙并周历天地的升天成仙信仰来看,帛画上部的"人首蛇身"人物并非以往所认为的各种人皇或神怪,而是墓主升天成仙后的新生形象。虽是如此,很明显一号墓帛画中轪侯夫人端坐于日月之间的新生形象更加契合楚地从容淡然的升仙观,而三号墓的墓主轪侯之子则兼受楚地和燕齐神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燕齐略显卑微的求仙姿态,使得他主动将其新生形象降低至日月之下,遂导致了其下一系列物象的下移与两幅帛画长度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