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结束前香港的华人商会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升文库里的香港商会资料绝大部分不见于香港各大图书馆,丰富了香港商会史的内容。透过这批资料,可以看到二次大战结束前,由于香港独特的殖民环境,并未受到如学者所指的"谕设商会"热潮影响,不仅商会的历史比之邻近城市如上海、广州、新加坡、澳门都早,而且在组织类别、规模上有鲜明的特点。

法史学著作的典范——读《中国家族法原理》

滋贺秀三教授的传世之作《中国家族法原理》,经张建国、李力二位教授翻译,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部杰作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滋贺先生在该书的"序说"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目的:"从法学的视点做出分析和构设概念,并加以体系化的叙述。"他希望此书的研究能使"中国法制史学这一特殊的法学学科真正能够有助于法学全体的深化和拓展"。

仁井田陞著作目录

[审校者按语]仁井田陞(にいだのぼる,1904年1月1日—1966年6月22日),宫城县仙台市人。日本法制史学者,以日本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开拓者闻名于世。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师承中田薰教授。他早年毕业于旧制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甲类,1928年又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而后担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

论礼令关系与唐令的复原——《唐令拾遗》编译墨余录

在长春出版社的大力鼎助下,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中译本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编译之余,感触良多,发而形于笔端,姑以墨余名之.在编译过程中,我们感觉到:礼令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重要性,非给以特殊的关注不可.就复杂性而言,唐礼与唐令的内容或相通,或相同;相通表现为礼令规范的衔接,相同则表现为同一规范礼令两存.就重要性而论,唐令中的《祠令》、《衣服令》、《仪制令》、

明清日用类书中的法律知识变迁

引言在明清时期,民间曾流行着一类风格独特的书籍,其中所收的内容均系摘抄汇编而成,各种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通俗知识被予以分类收集,几乎无所不包,天文地理,琴棋书画,婚丧礼仪……甚至连青楼风月亦有专文,堪称是当时百姓的生活指南。

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辉煌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指出:“在当时(公元7世纪)世界上,达到像唐律(及律疏)这样发达程度的法典一部也没有。即使被称为中世纪西欧划时代法典的《加洛林纳法典》,也不仅比唐律晚了九百年,发达的程度也大不如。甚至19世纪西欧的刑法典,与其相比也未必增色多少。”唐律是我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产物,也是法典趋于成熟的标志。

古人出行需遵守哪些法规

我国最早的交规是在唐朝颁布的《仪制令》,《仪制令》相当于现代的＂交通法＂。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唐六典·尚书礼部》和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整理编著的《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等典籍中都有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记载,

明代通俗日用类书与庶民社会生活关系的再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自南宋开始历经元到明,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以坊刻为主,带有极强商业性目的,旨在服务于"天下四民"的类编型书籍。最早有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等称之为"日用百科全书",此后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定性为"日用类书"~①,并编入《中国日用类书集成》。此一概念现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日用"

举重明轻、举轻明重与比附(下)

四、比附的理解对于比附,常常借类推进行说明。仁井田陞说:“‘比附’是刑法即犯罪构成要件的类推解释——将某一事项的法规推及其他类似事项进行解释适用的一种情况。”戴炎辉认为:“比附,是指把某一项的规定,推及于类似事项而予适用之谓。反言之,今甲事项,并无可据之条,乃将其比附于乙事项,而将乙事项之规定类推适用之意。”以此将比附视为类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