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与仁宗朝宋夏战争败北

关于仁宗朝宋夏战争,学界论述繁多。关于战争本身,王天顺先生的《西夏战史》有着较为宏观的叙述。在既有战争史实:西夏为优势主动,而宋为守势被动的情况下,学界展开系列论述分析,认为宋失利的原因在于御夏方略未能制订致使的攻、守皆不得要领、辽潜在的压力以及宋廷因为体制形成的冗兵冗费问题等,同时指出了仁宗朝士大夫的党争与战争本身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在整体的战争战略层面上,宋虽处守势,但在以息事宁人的主导思想下进行的防御也是卓有成效,继而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宋仁宗朝所谓“中人”文集传播困局——从宋祁诫子孙无妄编集说起

北宋仁宗朝翰林学士宋祁虽自谓“中人”,但其实他的作品颇为时人称道,且名满天下。他精通文史,曾长期参与编撰大型档案文献,花十年之功编撰而成史学著作《唐书》,著作等身。然而,他在晚年时不仅提出“文章必自名一家,可传不朽”,而且慎重地告诫子孙不要随意编纂其文集进行传播。这些个人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差距所引起的拒绝文集传播“不传”行为引起后人思考。本文将揭示新兴雕印媒介环境下的文学传播观念与行为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并尝试对文人所作出的选择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自名一家”是宋代科举文人在雕印技术新媒介环境中重新认识文学价值与功能之后的新观点,体现了文学传播的历史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的反拨。

北宋仁宗朝的集議

本文在釐清北宋前中期集議制度形成與變化基礎上,旨在呈現仁宗朝政務決策如何圍繞集議展開運轉的實態,以及由此引起的北宋中期決策方式的調整。仁宗朝是北宋集議活動鼎盛時期,它從前期繼承的集議有兩種:一是唐五代以來以討論禮樂典章爲主的尚書省集議;二是宋代新出現的、討論專門政務以供二府(中書門下、樞密院)決策的有司集議。當時尚書省集議的功能逐漸被有司集議取代,並在多部門集議基礎上,形成以兩制、臺諫爲核心的穩定議事羣體,集議流程趨於完善。集議爲宰執以外的官員提供了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改變了宋初以來君主或二府獨斷的決策方式。

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仁宗时期是北宋士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士大夫群体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保守、萎靡的形象,转而以一种高昂、向上的精神状态示人,对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士风的转向,固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倡导的因素,但更多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密不可分。

北宋仁宗朝的太学及其学风、文风

北宋仁宗一朝历称皇宋盛世,于此期间范仲淹倡言而发起了庆历兴学。其中,太学之重建作为庆历兴学的重要举措,奠定了宋朝太学的制度基础,并以其国家最高学府的特殊地位深刻影响着教育领域和社会层面的诸多士子。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和胡瑗先后履职太学,弘大学业,尤为用力。探究此一时期的太学内部,贬抑文辞而崇尚经书、不专注疏而舍传求经,太学学风与文风为之新变,呈现出"先经术而后华藻"的学风特征和险怪迂阔的"太学体"文风特征。

宋真宗仁宗朝状元释褐职任考

宋真宗、仁宗两朝共25位状元,绝大部分都是以将作监丞、诸州通判释褐。两朝都是只在一头一尾有所变动。真宗朝波动幅度较大,而仁宗朝只是微调。可以说,到了仁宗朝,状元以将作监丞、诸州通判释褐的做法已经被朝野认可,因而制度化了,只是首科宋庠因"谅暗"有点微调,到了后期又有点调整。也可以理解为宋初以来,状元的初始职任迅速提升,直到以将作监丞、诸州通判释褐惯例化、制度化,然后又"盛极而衰",稍稍向下调整。

论仁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仁宗朝科举考试制度在变化中渐趋稳定,渐趋完善,且有不断修补,成为后来历朝之模板。仁宗朝在探索两次贡举之间最合理的相隔年度,为后来制度定型打下良好的基础。进士录取数方面也相对稳定,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微量增加。仁宗朝科举考试内容向重策论转移,即使诗赋命题,也更多地要求与伦理道德、现实政治相联系,同时倡导晓畅通达的科场文风。庆历新政之科举变革,上下兴起办学之风,学校教育得到长足发展。仁宗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辈出。究其实质,与制度的相对规范和公正关系密切。

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怪奇文风研究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受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同时也刮起一股沽名徼进之风。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仁宗朝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的"太学体"等怪奇士人风气和文学现象都与之相关。

宋仁宗朝谏议心态的多重性与诗文创作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受谏官制度、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谏议心态呈现出多重性特征。士人刚直敢言已然成风,部分士人"资言以进",进而借谏言攻讦、邀名。与之相关,仁宗朝士人谏官任上创作了大量奏议,并普遍将谏章单独编纂成集,谏疏的形式、写作观念等亦出现了变化。同时,仁宗朝士人用文学进谏、干预现实的现象更加普遍,浮薄士人甚至将文学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

道教对仁宗朝士风与文风的影响

北宋仁宗朝是北宋士风重建的重要时期,民族边患、积贫积弱的政治现实激发了士大夫文人的济世情怀。与此同时,道教思想在仁宗朝也有长足的发展,成为士人摆脱现实困扰、慰藉心灵的重要依托,并深刻影响着仁宗朝的士风与文风走向。

宋仁宗朝谏官及其“惟恐职不称”心态在诗歌中的体现

宋仁宗朝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为促进谏官言事积极性,曾施行过“言事簿”考核制度,谏官振职。随着权力扩大、地位提高,仁宗朝谏官形成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名节意识,进而产生了“惟恐职不称”的任职心理。谏官“惟恐职不称”心理在王禹偁、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等知名谏官所作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并且表现出了对国计民生的广泛关注。

仁宗朝词坛新变及成因探析

仁宗朝词坛是宋词发展的第一个成熟繁盛期。仁宗朝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仁宗朝词坛的兴盛和新变的产生。"无南北之异"的取士政策促进了仁宗朝词的兴盛:分别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中心进行的词学活动,促进了仁宗朝词坛疏隽与婉雅两种词风的产生;词之功能发展至仁宗朝有了极大的扩展。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大词人产生于仁宗朝.并不是偶然现象。对仁宗朝词坛新变的探析,对更好地把握词史流变、进行词家的个体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贵阳老井漫谈——公共饮水卫生习俗的历史变革

宋代仁宗朝“奉旨填词”的屯田员外郎柳永,是词人中的翘楚。他的词很符合当时民众的口味,故有论者评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里的“井水”,代指人,人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但凡有人家的地方,就能听到歌颂柳永的词,可见当时他的词传播之广、且颇受人们喜爱。

共筑“好时节”

宋人朱弁笔记《曲洧旧闻》,记录开封知府范讽的一段故事。仁宗朝时,有富民到开封府告状,称他家“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当时的开封知府范讽闻听,马上入宫面圣,向宋仁宗要人。经过一番交涉,最后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范讽,一个开封知府,何以竟敢因为一个民妇当面向皇上要人?《曲洧旧闻》的作者给出了答案:“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宋仁宗,为何被历史选择性地埋没

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宋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难。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千人竞渡”的宋代科举

北宋开国,承袭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不过,在太祖朝,由于取士的人数过少,科举还不能成为官僚的主要生产源。仁宗朝李淑就说过:“皇朝开宝以前,岁取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这个数字与唐代科举每场取士人数相差无几。至太宗朝,伴随着宋朝江淮川广统一的完成,基于呕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宋朝政府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其中的深层原因是,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的实施。

士建中生平及思想考述

士建中是北宋仁宗朝知名儒士,是当时推动传统经学义理化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因仕宦不显、著作未有流传进而史无记载等原因,他曾长期未被后人识知。本文依据现存有关资料,较为详悉地考述了士建中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并阐明了他在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

宋代武举

宋代武举考试,承唐代而来。唐代武举比较简单,不是常选科目。《新唐书·选举上》云:"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北宋前期,武举也极其简约,仁宗朝以前,宋人文献中只有寥寥几则记载。太祖开宝元年(968):"上令诸道解武举者。命李昉、扈蒙试问所习之业,皆无悉,令罢之。"(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二九,中华书局,1992,631页)真宗咸平二年(999)。

宋仁宗为赤脚大仙转世神话考论

宋仁宗是继太祖、太宗、真宗之后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其父宋真宗大力发展道教,以神道设教,仁宗朝仍受到“崇道热”的影响。赤脚大仙是知名的道教神仙,其形象产生于真仁之际。宋仁宗为赤脚大仙转肚神话的产生、流传和演变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赤脚大仙在神化仁宗皇帝形象中应运而生,以道教势力为主导的各利益集团共同催生和传播了该神话,其目的在于为道教争取宋朝皇权、皇室的持续支持。

济之忠厚 秉公论政——宋仁宗《诫约台谏诏》赏析

宋朝开国之初,就十分注重制度建设,对“台谏”做了重大创新。所谓“台谏”,是御史台(监察部门)和谏院(谏诤部门)的合称,其职能是监察和进言。经过真宗、仁宗朝的发展和完善,两部门职能合流,权力空前,极具威势。台谏既监察百官,又参与国政,甚至“与天子争是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但是在仁宗朝后期,台谏运行的弊端开始显现。有台谏失察,被不实信息误导而奏弹失当,发言论事竟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