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国交中的重要事件。前者缘起于《皇明祖训》对其先祖世系的误记,以更正《大明会典》中的相关内容为终结。后者以陈请纂修《明史》勿信野史讹传为开端,以强烈要求更正官修《明史》中的讹误记录为最终目标。两次辨诬之间的联系与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折射出了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名分外交”的困境——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

仁祖上台后,一改光海君"两端外交"路线,重竖"对明义理论"的大旗。"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给朝鲜带来了空前灾难,也使朝鲜陷入了"名分外交"的困境。从对"缓祸论"的指责到围绕"斥和误国"的争议,朝鲜内部在"斥和"与"主和"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争论。斥和派与主和派彼此对立,但其政治目标并无本质分歧。在内忧外患面前,朝鲜高举的"对明义理论"更强烈地内化为"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通过这场论争,朝鲜进一步肯定了朱子学"名分论"、"义理论"在朝鲜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朝鲜战后尽快恢复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场论争也使朝鲜统治者在反清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谨慎。

《朝鲜情形疏》与明臣对“仁祖反正”之政策

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朝鲜宣祖国王的王后昭敬王大妃在国人的支持下,宣布废掉光海君李珲,立其侄绫阳君李保为国王,史称"仁祖反正"。"仁祖反正"之时正为天津巡抚、兼领督饷侍郎事的毕自严,迅速对朝鲜发生的篡立事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于天启三年六、七月间上《朝鲜情形疏》[1],对"

仁祖前期朝鲜朝对外交往政策的成因与影响

朝鲜朝仁祖在位二十七年,以1637年向清称臣为标志,其执政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623年仁祖依靠政变登上王位时,正值后金国力快速提升在辽东战事中较明朝占据优势的时期,仁祖上台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不与后金交往的政策是十分被动的,先受保守观念束缚不得不高举亲明的大义旗帜,后又因自身国力弱小不得不向后金屈服。从根本上看,仁祖的选择是基于维护自身地位和统治集团利益需要,根本落脚点不在于保护国家与臣民,这使当时的朝鲜朝遭受了巨大损失。

登莱巡抚袁可立与朝鲜仁祖请封

朝鲜“仁祖反正”事件的发生对明末东北亚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朝如何应对这一事件直接关系着当时中、朝关系的走向。在朝鲜请封的过程中,登莱巡抚袁可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袁可立不仅被朝廷授予行查朝鲜政变实情的任务和权限,他提供的情报及对请封的意见也成为朝廷决策的重要依据。从明朝应对仁祖请封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朝廷非常注重维护新设登莱巡抚节制朝鲜事务的权威,而袁可立本人的政治履历与威望也帮助其在这一事件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以至于影响到朝廷对朝鲜请封最终决策的出台。

清代朝鲜“仁祖辨诬”与明臣袁可立形象的书写

清前期的朝鲜“仁祖反正”辨诬,是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明臣袁可立曾主导调查朝鲜政变一事,并在查明情况后为朝鲜助封,从而推动了朝鲜请封的进程,也对明末清初史书中关于“仁祖反正”的记载产生了很大影响。朝鲜君臣对仁祖请封过程中袁可立的重要助力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在辨诬时却对其进行重点抨击。在辨诬过程中,朝鲜为达到目的多次向清朝提及袁可立,进而影响到清代关于袁可立的历史书写。

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

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表面上是以晚明野史《十六朝广汇纪》等书为论战对象,实质上是以清修《明史》为假想敌,与清朝纂修《明史》的进程相始终。一方面,朝鲜的书籍辩诬体现出国王对现实王权正统性的诉求,经历了一个由争论到践行的过程,其原因除了其对野史和正史的态度不同及强烈的华夷观念外,更重要的是受国内政治斗争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其背后反映的是朝鲜对清朝历史书写权的承认,透露出清代前期朝鲜已开始自觉加入清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并对之产生某种认同。另一方面,清朝对朝鲜辩诬的反应也经历了一个由怀疑试探到顺应请求的过程,清朝以此为契机,抓住了朝鲜的软肋和把柄,将之作为政治性的杠杆进行调节和利用,最后在《明史》中不惜改变真实记载,以维护和巩固两国间的宗藩关系。

“仁祖辩诬”事件再探——以康雍乾时期中朝辩诬交涉策略演变为视角

康乾时期,朝鲜王朝为仁祖'正名'而多次向清廷提出'辩诬',历时近七十年终达成所愿。从事件本身来说,朝鲜对明季野史及清修《明史》的关注,虽彰显了对清代官修史书正统性之认同,却干涉了清朝的内政。从清代前期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不同时期中朝双方处理'仁祖辩诬'事策略演变之历程,进而挖掘双方的现实利益考量,或可探研中朝双方对辩诬一事之交涉策略对中朝宗藩认同观之演变所起的重要作用。

《思悼》:东方宫廷文化下的父子悲歌

1762年,清朝乾隆二十七年,是中国的农历壬午年。这一年的农历七月,朝鲜在沉闷中爆出了一则惊天大惨剧——李氏朝鲜的第21代君主英祖李,将自己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思悼世子,关入米柜活活饿死。其实,朝鲜史上有很多耸人听闻的父子兄弟相残的史实流传,但唯有这段被称为“壬午祸变”的人伦惨剧,最让人齿冷。

李植《儷文程選》研究

李植(1584—1647),字汝固,號澤堂,又號澤風子、澤癯居士等,朝鮮宣祖、光海君、仁祖時期文人,著述豐富,有《澤堂集》《澤堂先生遺稿刊餘》《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野史初本》等,在小學、史學、文學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

《明史》校释一则

《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卷三二《朝鲜传》关于册封仁祖一事的时间前后癥牾,将《明实录》《李朝实录》等中朝文献堪比考订,厘清了明朝从下诏册封、至正式完成册封仁祖的复杂过程及原因。

蔡司徒食彭蜞

[原文]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世说新语·纰漏》)

朝鲜的常平通宝钱

一六三三年,朝鲜李朝仁祖十一年,户曹判书金起宗提议铸钱。不久,仁祖令以常平厅的常平二字为钱名,设置铸钱所,大量铸造常平通宝。为扩大常平通宝的影响,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1)用铜钱征收租税,奴婢部分身贡和赎金。(2)在八个道直通北京的沿途开设官营店铺。(3)允许商人开设铺子和钱市。(4)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总团部旧址——梅花馆

梅花馆,位于惠城区金带街5巷,门牌7号。始建于清末,是占地64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张友仁祖居,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总团部旧址。抗日战争时期,张友仁积极投身抗日,帮助惠宝抗日总队筹款,保护＂东团＂。1939年至1940年,张友仁将梅花馆让给＂东团＂办公与住宿,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会杀人的虎画

冀州府最近出了一件奇事。这事得从城外西山白云寺说起。这荒废多年的白云寺最近住进了一老一少两个外地人。这年老的,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一袭青衣布衫,像个家奴;这年少的,眉清目秀,谈吐斯文,一身白衣手持白扇,似个公子。两人主仆相称,说是关外胡姓人氏,游历至此,见西山山清水秀,便欲在此小住。这胡公子年纪虽轻,却画得一手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