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乡约与地方社会重构:以山西上党仇氏为例

山西上党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明初,雄山仇氏家族就秉持同居共财的理念,遵循着大家庭聚居的模式。同时,在族人的合力下,家族经济持续发展,影响力也逐步扩大。正德年间,晋东南地区的“寇乱”结束后,藩府仪宾仇森上书朝廷,吁求对“雄山四贞”旌表,仇氏家族由此实现了对地方事务的介入。嘉靖年间潞安府建立后,仇氏家族所推行的齐家和化乡实践逐步成为正统价值观的一部分。伴随着化乡实践的开展,民间突破了宗法伦理的范围,在“大礼议”之后进行了化礼成俗的活动。上党仇氏在确立家范、建构宗族和乡约庶民化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雄山地方社会秩序的重构,而且作为明代华北最早成型的乡约,亦成为全国其他地方乡约的参考与示范而得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