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分今古与立学官私——常州学派构筑“今古文学”观的两条路径

清代常州学派中,最早重视“今古文学之争”这一事件的是刘逢禄、宋翔凤二人。他们分别从“今古文经之别”与“官私之别”两个角度,构筑了两种理解汉代“今古文学之争”事件的路线。刘逢禄指出,汉代经学史是围绕着今古文经之争展开的,其中古文经是古文学家为了批驳今文经而篡改的史学著作,而真正传承孔子之意的唯有今文经学。宋翔凤则以另一路径建构今古文学,认为二者出于官私之别,官私的背景令二者分别取法孔子与周公,而由于汉代所有经学均有官私之分,“今古文学”就成为可以解释两汉所有经学争议的重要框架。这两条路径分别奠定了后世对“今古文学”的基本认识,晚清学者所强调的今古文经文字之别、真伪之别、经史之别、官私之别、周孔之别,均发于刘、宋二人之滥觞。

周予同与经今古文学

周予同是带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型学者,受五四时期重新审查一切古代典籍、构建符合时代要求之学术思想体系的观念深刻影响,首次尝试对二千年的经学进行系统清理。经今古文学则不仅是其研究入手处,亦是其一生治学重点。其主要代表作《经今古文学》,辨析经学两大流派的异同、揭示两派演进脉络及原因、挖掘今文学的学术思想价值并探讨两派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在20世纪经学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其最初研究虽带有今文学倾向,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提高,他逐渐摆脱了学派影响,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研究真正达到科学、客观的境界。

文与政之间:西汉今古文学之争的另一种解读——兼论争立“古文”学并非始于刘歆

西汉今古文学之争的性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学者或视之为学术义理之争或视之为利禄之争。细读史料发现这桩学术公案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学术与政治背景。刘歆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六艺经典散佚缺失导致"道术"分裂的问题,但却卷入了汉哀帝与博士官学系统出身的儒学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儒学士大夫集团欲借助垄断经典的解释权,牢牢占据道德制高点,对汉哀帝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意图进行批判和限制,哀帝则欲借增立"古文"于学官之机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官学",从而打破博士官学系统对"真理"的垄断。又,学界历来以刘歆建议增立"古文"学于学官为"古文"学派崛起之始,文章认为争立"古文"学于学官早有先声,始于汉成帝时期博士平当为由先秦史料汇聚而成的《乐记》请立学官之事。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高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的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直到清末余波未尽。经今古文学争论的实质何在？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上说法不同，唯清末廖平在他的经学六变中谈论的最多，影响最广，以至...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张涛东汉末年，反映官方意志的今文经学日趋衰微，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统一。郑玄兼通今古，遍注群经，在实践上基本完成了这一学术发展过程。而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平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乃是略晚于郑玄的荀悦。荀悦（公元１４８...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从表面看来,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是对"经"的解释权之争,实际上这场争斗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学观念的交锋。在解释学视域下对经今古文学之争进行观照,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解释学思想发展和变化的整体脉络。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在解释学思想上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对"五经"是作"经学"的解读还是作"史学"的解读。这种对立体现了在经典解释实践中的"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亦即所谓"认识论断裂"。"认识论断裂"是普遍存在的解释学现象,它是解释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经古文学派的出现就证明了这种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经常发生的断裂。随着经今文学派在汉初取得了统治地位,今文学家垄断了对"五经"的解释权。由于历代的解说陈陈相因,"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今文学确实到了面临崩溃的地步。这时,经古文学派应运而生。它并不是对经今文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取代了"旧逻辑的位置",体现了在经典解释上的"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断裂恰恰是经学历史——这是一个解释学历史——的重要成分,每一个"断裂"都构成了对"五经"所进行的解释活动中的重大事件。

王闿运兼综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

作为晚清颇具盛名的经学家,王闿运毕生致力于经典笺释,广涉经史子集,其经学思想并不措意于学术史中今、古文门户的争辩,而是独树一帜,具有今古文兼具的公羊学风格,成为晚清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文心雕龙》与经今古文学述略

《文心雕龙》与经今古文学述略陶礼天一、引言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包举洪纤，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论著的“成书之初祖”。在该书中刘勰从传统“经权”论思想出发，提出了他的文学“通变”说。可以说，“通变”观是其结构全书的一条逻辑主线，“通”与“变”...

陈澧今古文《五经》论

陈澧丰富、系统的今古文《五经》论,不仅弥补了此前与同期广东经学家疏于阐述《五经》的不足,为广东经今古文学研究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而且其论呈现的去广东经今古文学门户、与汉宋学相调和的特点,成为咸同年间广东儒学开始步入总结期的标志,反映了广东儒学家试图集汉宋学、经今古文学之力以应对儒学危机。

两汉今古文之争概念杂识

今古文之争作为两汉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被各种经学史著作当作一项专题来论述,甚至有专著探讨此问题。然而,我们若从几组相关概念进行阐发,则可更清晰地看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实质,即由"文字"、"经本"的相异上升到"治学宗旨"的不同,进而上升到学派的斗争。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简介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丁晓强博士所著的《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一书从学风的演变入手,抓住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分析了汉宋学之争、经今古文学之争、中西学之争的承续联系及其意义,从而在更宏观的角度把握了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运动脉搏,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 ,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 ,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 ,实际上却互相渗透 ,《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 ,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 ,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西周三公辨析

西周三公究竟指哪三种职官?从西汉末年开始,即有两种不同看法,代表者就是经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本文认为,今文学派以六卿之中的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是以汉制说周制,不足为取;古文学派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根据是较为可靠的。古文学派称引“古《周礼》说”。“古《周礼》说”同于伪古文《尚书·周官》,伪《尚书·周官》所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十一字,则是真《尚书·周官》篇之逸文。

试论两汉察举制对历史文献发展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察举制的推行,促进了经学的繁荣和大规模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史学体例的创新和多种文体的形成。

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

在现代社会与学术语境中,调适儒学价值立场与客观经验,无疑是重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重要议题。柳诒徵、蒙文通的学术立场有着鲜明的经今古文学色彩,均注重发掘与转化传统经史之学,以“国史”重建学统,整合义理价值、经史传统与文明历程。双方围绕中国历史文化与经史关系等议题交涉颇多,对于如何梳理中国文化与古史,认定中国史学的功能以及义理与制度的抉择,取径有别。柳诒徵秉持儒家正统史观,倡导史术通贯经术,确立国性与文明主体;蒙文通建构儒史相资能动系统,提倡“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明”。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学人创造性重建儒学与转化史学的多重取径,既可呈现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相与多元旨趣,又有助于创造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多元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