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胡适的学术方法与清末今古文经学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建立者,最重要的是提出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胡适的学术方法,尤其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法,长期被视为对清代汉学正统派研究方法的直接概括,其实乃兼取清末经学今古文两派之长,与二者都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胡适从清代汉学中撷取“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传统,又从康有为今文经学中总结出“大胆设想”的方法,用以补救清代汉学家缺少假设之弊,从而突破清末经学的门户与家法,体现了对经学今古文两派方法的综合与超越。

制度与转型:文献学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主要是在学术方法上的,今文官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口耳相传的师说系统,但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残缺,要对六艺有切实理解,最终必求之于文献的把握。所以刘歆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在解经立足点上,从师说转到了文献上来,从而引起了今古文的对立。在两汉今古文经学问题上,当时双方都不讨论文献真伪问题,而是学术立场,即对于文献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经学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不是两条线的对立。并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刘歆造伪及今古文对立的一些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汉代文字古今观念与今古文经学理论

在汉代,古文是指以孔壁文献书写文字为代表的字体,也特指孔壁文献的书写字体,人们认为这种文字是周代的标准字体,也是孔子书写的字体,籀文大篆是从古文演变过来的,小篆是从大篆变化而来的。隶书在汉代有一个从秦隶演变为汉隶的过程,其应用非常广泛,但它只是汉代文字书写系统中的一种字体,小篆和秦隶都源于大篆,西汉初年它们不是古今字体的关系,而是同源关系。两汉时期,古文与隶书不是一组古今对立的概念。今古文经学理论认为,在汉代隶书称为今文,以今文书写的经书是今文经,篆书称为古文,以篆书写的经书是古文经,从而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种学派。这种认识不符合汉代今古文字的观念。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木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审查史料的真伪——钱玄同晚年对今古文经问题的讨论

钱玄同在1931年相继发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从审查史料的角度,考证今古文经的真伪。这是钱玄同五四后经学研究工作的继续,也是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回应。钱玄同晚年考证今古文经真伪,仍以他在五四时期所倡导疑古精神为指导,论说取证颇具新意。在对今文经的考证上,钱主张以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对今文经进行考证,并做了相应的工作。但在对古文经真伪的认识上,钱玄同则基本上接受了从刘逢禄到康有为、崔适等人的考证结果。在对今古文问题的认识上,与钱穆一样,钱玄同也突破了廖平"平分今古"的观点,但与钱穆的否定刘歆伪造古文经说不同,钱仍坚持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观点。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演进的历史考察——层累成长的古史与记忆重构中的今古文经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集体记忆"的讨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热点问题,但很少有学者将之运用至古典经学思想史领域。春秋以降,在封建、郡县大的时代变局中两个社会结构变迁运动相向而行:一是由封建贵族氏族社会向郡县制家父长制社会转变;二是伴随整个社会家父长制化进程,家父长统治下的私臣属役整体地向具有相对平等身份的国家编户齐民转变。孔子游团儒学在这一社会变迁运动中应运而生,对儒学历史记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下开了战国秦汉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两条思想路径。在历史记忆的断裂、成长与文献重构中,古史在绵延中层累地成长,思想的历史亦随之突破。围绕帝国如何构建,汉初形成了今古文经学"天人"、"天礼"之学的两大儒学系统。

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背景及动机

西汉哀帝之世,刘歆与太常博士争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由此掀起了一场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历来争讼纷纭,了解其性质的关键是对其兴起的背景和动机的深入理解。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陈建（香港中文大学）“世妇”一词，颇见于先秦文献之所载，其中以《礼记》、《左传》、《周礼》三书出现较多；从此词结合古代之史实及官制，正可窥见我国自先秦以来即有颇为完备之“后妃”制度。可是古代学术上素有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与声训在经学史上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是经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过程中,声训作为一种重要的训诂手段开始出现,并且在经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经文之微言大义为要务,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因此声训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影响

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后期,经学家们舌辩笔战直至东汉灭亡。这一斗争,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回顾这一争辩也是大有裨益的。

《春秋》、孔子与今古文经学之争——以东汉的诏书奏议为例

东汉诏书奏议中对《春秋》三传及孔子言论、孔子事件的征引情况反映了古文经学及孔子本身在东汉政治中的地位变化,表明孔子在东汉政治中已取得高于六经的政治地位。今古文经学家争立学官时抬出孔子已经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学合流埋下了伏笔,但也使得其始终无法在官学上压倒谶纬化、神秘化、阐明孔子"《春秋》之义"的今文经学。

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

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郝树声从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郝树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到清末二千年间，儒家思想一直居于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汉代设五经博士，把上古流传下来并经孔子整理删定的《诗》、《书》、《礼》、《...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经历了斗争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受政治影响很大。在政治和学术的共同影响下，今古文经走向了统一。在今古文经的融合中，许慎和郑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郑学的出现是汉代传统经学改造和融合最终完成的标志。

中国式的“语言学转向”——清代今古文经学的哲学实质及其意义再探

相较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过于专注文字考据的“小学”功课,而使中国传统经学中义理之“大学”特色大为褪色,乃至有了所谓“死在字下”之说,甚至有了冯友兰所谓“中国经学终结”之说。然而,如若我们以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作为清代经学可资参照借鉴的他者,那么在这个全新的视角下,清代经学的面貌将会彻底改观。通过这一视角,不仅能够真正展现中国经学固有的实证和实用精神,而且能够从古老的东方文化出发,为人类文化进入“后形而上”时代开辟新的篇章。

中国式的“语言学转向”——清代今古文经学的哲学实质及其意义再探

考察清代经学会发现,其拘泥于文字、章句、典籍考据,其哲学思想、哲学精神较之中国传统经学已大为褪色。然而,如若以当代哲学“语言学转向”作为清代经学可资镜鉴的“他者”,那么清古文经学不仅深契当代语义学的“实证”精神,而且与当代语用学的“实用”思想若合符节,为我们开出了中国文化消解形而上学之先河。正如当代“语言学转向”是以所谓“后经学文化”的到来为其结果那样,清今古文运动,尤其是今文经学运动亦以后哲学时代的来临为其时代的必然选择。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接踵而来的是从“蹈空”走向“务实”,从“圣人化”走向“祛圣化”,从“泥古”走向“尚今”,从“重经轻子”走向“平视子经”,一言以蔽之,是从不无自闭的前现代性向无限开放的现代性转型的一场划时代的范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