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喜剧与歌颂性喜剧——重读《今天我休息》

《今天我休息》在受到广泛欢迎的同时,也间或受到理论界的质疑。受到欢迎是因为它是歌颂喜剧,颂警,颂警民关系,颂新的社会风尚,这是伦理道德的评判;而受到质疑是因为其作为当年"歌颂性喜剧"的标本,理论界主要是质疑"歌颂性喜剧"的创作理念,这是美学理论的批判。

马天民的意义——重读《今天我休息》

《今天我休息》的主人公马天民以热心、真心、全心服务群众的喜剧形象,真实、生动和有说服力地记录了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具体和温馨地表现了五十年代警民一家亲的警民关系,并由此展现新中国充满阳光的社会风尚与和谐人际关系。马天民已成为中国警察的共名和人民警察服务人民的标杆。

构形社会主义的上海:1959年电影《今天我休息》中的城市空间、建筑和社会性别

《今天我休息》是一部反映中国“大跃进”时期上海城市生活的电影。通过空间设置和主角民警马天民在休息日为人民服务的活动,巧妙地视觉化了社会主义城市上海的社会组织、城市管理和公民的性别角色,以及用于塑造和服务这个社会的建筑和公共空间。与多数表现上海的电影强调其西式建筑、现代化设施和时尚与商业文化不同,这部电影是对一个现代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构形。它同时引发我们进一步认识新中国对于城市和现代主义建筑的态度,以及新制度对于中国城市生活的空间与时间的管控。

新生活、新喜剧与文艺的浪漫年代——以《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为例

1959年,《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成为社会主义喜剧园地的新形态,改变了喜剧艺术传统的'讽刺'和'否定'形态,建立了喜剧人物同时也是正面人物的艺术典型,开辟了喜剧电影的新方向。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新中国初期朝气蓬勃的力量和发自内心的时代笑声,以及如何积极正面地表现新生活,在人情美、人性美、自然美中给人以教育与启示。回顾它们的问世和传播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文艺'十七年'中并不仅仅存在'三红一创'、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小说,还有很多新鲜活泼、浪漫自然的艺术形态。而在今天,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新喜剧电影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可以发现'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复杂和多种走向,从而在严肃、一体化的文学史序列中重新理解更多的艺术实践和历史声音。

今天我休息——写在我先生郝炜新作《雪崩》出版之际

今天我休息,可我却一点儿都不敢怠慢。早上醒来,睁开惺忪的眼睛看看时间,6点45分,简单的活动活动筋骨,赶快整理内务,开始这一整天的计划安排。此时,我的大弟借上早市的功夫来看我;此时,我的小妹又来了国际长途电话。我告诉小妹,我好忙,晚上8点以后再打来电话吧。我赶紧梳洗完毕,打车去火车代理售票点儿,买下月去北京的预订车票,

今天我休息

"今年的休假计划下来了,为期五天。"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中河派出所的"钉钉"工作群中,周卫健教导员发话了。"地点在哪?"有人问。"由于疫情影响,只能在本区休假,所以,地点是东钱湖……""啊?!""全体民警分成两组轮休,所领导带队。

80年代早期电影中的“个人”——从《巴山夜雨》到《黄山来的姑娘》

一《巴山夜雨》（吴永刚、吴贻弓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1980年上映）中,有一段很有意味、极为重要的对话,笔者找到这一段的电影分镜头剧本,如下：江轮在三峡中运行政委室里老王手持公函,对站着的刘文英（侧）示意：＂坐!＂……刘文英对老王介绍说：＂秋石是中央首长点名的要犯。＂老王：＂也就是重要罪犯。＂

新时代银幕中警察形象的塑造与审美嬗变

从时间维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国内上映过模仿外国刑侦探案题材的影片,但涉及叙述中国警察的工作内容的电影是“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斗争新形势而诞生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反特主题影片《无形的战线》(1949)标志着属于中国警察的叙事影片首次出现在类型电影谱系之中,随后涌现出一系列以叙述敌特斗争为主线的优秀电影,例如《草原上的人们》(1953)、《寂静的山林》(1957)、《今天我休息》(1959)、《铁道卫士》(1960)、《冰山上的来客》(1963)等。这类影片普遍采用二元对立的冲突叙事模式,紧贴“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以公安干警为叙事中心,以“敌——我”关系为主导构成叙事主线。

影评春风度玉关

解放军总政对全军的文化活动一贯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这几年也和地方一样,各部队纷纷成立影评组织,发动广大官兵对影视进行评论,办刊物、出报纸,还有墙报,黑板报,十分活跃。丰富了连队文化生活,提高了官兵的艺术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陶冶高尚道德情操,配合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后勤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初夏,来到兰州,找到了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站,《西线影视报》的同志们向我讲述了读报情况,该报遍及兰州军区所管辖的甘肃、陕西。

一次成败参半的尝试——评《傻冒经理》

解放以后,喜剧一直是中国电影中的薄弱环节。究竟是由于我们现实中的喜事太多因而我们不需要喜剧了,还是由于现实中的喜剧太多因而我们创作不出喜剧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虽然我们有过《李双双》、《今天我休息》一类的喜剧,但几十年一贯制难免使观众感到乏味与劳累。这显然有悖于喜剧的本义,于是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喜剧。《傻冒经理》

“巨本”难求

排戏拍电影,先得有个本子。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是连圈外人也知道的常识。而剧本若要成为能够爆响的“巨本”(这个词儿系由时髦的“巨星”一词脱化而来),断乎离不得健壮的文学母胎,这也是影视戏剧编导们早该明白的常识。可惜这后一个常识往往不被某些制片人或导演所看重。他们只重“明星效应”,崇拜声、光、色、镜,以为读过导演系、进过摄影班,浑身的细胞便文学化了,足以具备当作家的资格。于是躲入书房,鼓捣个十天半月,轻轻松松地抛出个本子。继而自当导演甚至自当演员。

当代电影文学发展概述

建国后,我国电影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于电影这一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在建设“两个文明”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历史作用,所以,电影制作的蓝本——电影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也不断升高。不过,我国当代电影文学创作频遭“左”来风雨的袭击,也受到其他错误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想的干扰。三十多年来她走过一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研究当代电影文学创作的经验与失误,探讨电影文学发展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实在电影中的失落

表现社会各层面的现实生活,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或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这是电影艺术应当具有的题中之义。不知从何时起,电影已开始与那种既熟悉又陌生。

国产喜剧片为何喜不起来

说起喜剧片,观众总不会忘记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影片,回头再瞧我们自己的喜剧片,觉得差距颇大,卓别林的无声片从内容到表演,漫画式特点很重,因而喜剧效果尤佳这可以说是动作喜剧的顶峰有声片诞生后卓别林也注重了对话的喜剧效果,声音与画面的结合给喜剧片开辟了新天地,如他的《大独裁者》、《舞台生涯》等看后确让人难忘。我国的喜剧片由来已久,仅新中国成立后而言,曾产生过《乔老爷上轿》、《今天我休息》等不错的喜剧片,然而,由于我们一自注重生产政治内容强的影片,由此产生从发掘到评奖对喜剧片忽视的现象,致使喜剧片至今未能有其应有的位置。每年生产的影片中,喜剧片没有多少,一直从事喜剧片的编导几乎没有,喜剧演员倒是有那么几位,可他们大概也没有碰到令其激动不已的片子。许多人认为,我国的喜剧片上不去的原因是编导轻视喜剧,其实这只说对了一面,更主要的是,一个象样的喜剧片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创作出来,即便是有了剧本。

小幽默

"我没法再忍受下去了!"房客对房东说,"从屋顶上不停地往我的房间里漏水!""您还想要怎么样?就凭您付的那一点点房租,难道还想漏香槟酒不成?!"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了一个步行的人。"您的运气真好啊!"撞人者安慰被撞者。"您怎么不害臊!难道没看见我的腿被您撞伤了吗?"

六种限度,六种突破——《限度》当代艺术展开幕

他们是六位实力艺术家以蜗牛的速度在艺术之路上飞奔他们因为彼此的迥然不同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共同呈现。

海晨:陶艺是比较晚成的,必须沉淀下来

10:24弄早饭,楼上传来狗吠我们的狗已经9岁了,凶得不减当年。本来它的脾气挺好的,后来有一阵子,突然说禁养什么的,只好把它送到乡下,结果在那边受了惊吓,胆子变得特别小,容易狂躁,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要给它请心理医生。先生邓肯下楼,共进早餐我先生是英国人,开始来中国是作为 BBC 的记者,最近离开了,主要在家写书和翻译一些作品。我们每年夏天去英国度假,不过那儿的菜可真难吃,很多人是假绅士,不像法国南部的人才是真的热情。

《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向维托里奥致敬

有一种错觉,从前的街道要比现在宽阔许多,没有那么多的商店,没有那么多行色匆忙的人。时间在这里被加倍延伸了,像某个阳光慵懒的下午,骑在一辆单车上的慢镜头速度。那时候的露天体育场,总有一群孩子在学单车,摇晃着,发出得意洋洋的喊叫声。石阶上坐着两个少年,一个叫布鲁诺,一个叫郭连贵。他们比邻而坐,连姿态都那么惊人地相似,微微躬着背,脚尖向内,手指并拢,脸部的表情,呆滞,固执,敏感,怯懦,不信任。不管是罗马还是北京,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别人的宫殿。他们的单纯天真是异乡人的标志,是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根源。这两个少年也要骑单车,从1948年到2001年,从维托里奥到王小帅,从罗马到北京,一辆孤零零的自行车在独自旅行,铃声暗哑,形容破败。不是《今天我休息》中那辆助人为乐的自行车,不是《玛莲娜》中那辆青春洋溢的自行车,也不是某一部爱情电影中负载着绵绵爱意的自行车。它是简便实用的、生活拮据窘迫的谋生工具,所谓的冷酷新现实主义。可布鲁诺对我来说毕竟有时空的距离,我只是一次次看见郭连贵那沉默的目光。在墙皮剥落的灰白色砖墙边。

放弃 获得:在现实与艺术之间——上海艺术家朱家角群落

4月8日的上海反常地炎热。在市郊的朱家角古镇,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就在这样的热度下在漕港滩50弄1号展开了。人是陆陆续续到达的,参加的人有着饶有趣味的丰富的社会构成:从上海赶过来的艺术家及媒体朋友,朱家角当地的个体经营者,在当地实习的大学生,随朋友来玩的外国友人……一切都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就像这一群艺术家最终要迁出这个他们已经生活了两年半的地方,王瑞浩对此平静地说:"也许是这个环境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