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今文经、古文经的前世今生

一直以来,学界似乎沿袭着一个不甚准确的观点,即认为“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之间存有泾渭分明的壁垒,并用这种理论试图分析历史上各位经师及其学说呈现出如今所见样貌的背后原因。实际上这完全是在用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论作前提,那么可想而知以往的不少看法,甚至认为是定论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皆有加以重新审视的必要。

论《丧服》《服传》的成书时代与古今文性质——兼说武威汉简《仪礼》的属性

没有足够证据将《服传》的成书时代断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即如沈文倬所说《服传》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书,至汉景帝、武帝之间才转写成隶书。《服传》成书大概在西汉初至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之间,之后一直单篇流传,其经传合编的时代要晚到东汉末期马融、郑玄的时代,而且即使当时注家将经传合编,也仍视《服传》为《仪礼》的记传,因此并未对其古今异文作注。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化用与瓦解——论章刘古文学立场与今文学派的关系

章太炎、刘师培所建立的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古文学者的立场亦往往存在暧昧、游移。章太炎的古文学是在与常州今文学的对话中建立的,其早期主要回应刘逢禄对古文不言大义的批判,努力调和春秋三传,论证《左传》亦传素王大义;中期接受“六经皆史”之说,以今古文经皆为良史;后期坦然接受刘逢禄对古文为史学的论断,擅“尊史”为古文专长。刘师培与今文学的关联更为暧昧,其早期始终试图调和今古,与今文学家亦关系良好;中期因章太炎之力劝,方才信古非今;后期在廖平影响下重新以地理疆域为视角调和今古。而古文后学因对实证史学的追求,更罕言今古之辨,走向瓦解今古之争的道路。

复古与求是:从考据学发展路径管窥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

清代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复兴,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考据学的成熟,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断深入和拓展,学者为了复古与求是,逐渐将经学体系上溯至西汉,今文经学随之被纳入研究范围。考察考据学内部对公羊学等今文经学的研究以及传统意义上今文经学者对考据学的吸收与利用,可以看出沿着考据学发展这条脉络而生成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局面的大致轮廓。

“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

汉代章句之学,关乎古今学术升降轨辙,至为重要。虽在涉及汉代学术的论著中多必提及,但至今未见有予详论者。故特甄集材料,条叙流别,总括原委,以为研究两汉经学史之一助。 1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袁稿》中尝谓:“汉儒经术约有二派:一微言大义之学,一章句之学……盖是时二派已分道扬镳矣。”按康氏试图分汉代经术为微言大义之学及章句之学两派,似不审。汉代经学基本可分为今、古文两派,两派治学方法各有特点。故欲究汉代经学流派,不能不以今、古之分为基点,进而辨明两派各自的治学宗旨。此乃研究汉代经学流派的不二法门。康氏之言恰有昧于此。

清代今文经学浅论

清代今文经学浅论丁原明晚清时期，脱胎于西汉社会的今文经学，曾一度受到重视和提倡，并被某些有识之士作为变革中国近代社会的工具。下面，笔者拟就晚清今文经学的两个问题作一浅论，以求放于学界同仁。一、产生与发展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大致经历了汉学宋学兼采、乾嘉汉...

《尚书》的古今文问题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是中国史学传统的开端。但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尚书》,却已远非它诞生时的原貌,甚至也远非中古时人所看到的模样。在《尚书》三千余年的流传史上,由于种种的天灾人祸,《尚书》的面貌曾经发生过几次巨大的变化,而古今文问题又是其中最纠缠难解的死结。本文综合学者们的各种研究,对它们作了一番清理和介绍。

《尚书》研究的新突破──评《今文尚书语言研究》

《尚书》研究的新突破──评《今文尚书语言研究》王大年《尚书》语言古奥，诘讪聱牙，是先秦古籍中最难通读的一种，一般研究工作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自先师周秉钩先生的《尚书易解》问世以来，文化湘军中研读《尚书》者日渐增多，而卓有成就者，则有钱君宗武等人...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内涵

当前学界围绕着清代今文经学有许多的争议,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其学术内涵的认识并未统一。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以公羊学为核心,发挥群经之"微言大义";辑考、疏通两汉今文遗说;质疑汉代古文经之真实性。在划分这三个方面时,应着重强调的是清代今文学家的治学取向与学术主张,这是他们与其他学者最根本的区别。

论从甲骨文到今文尚书的动宾结构模式化及其发展

甲骨文动宾结构有动宾和宾动两式,宾语后置是其基本语序倾向。卜辞宾语不同的前置方式起于不同的动因,有标记前置主要归因于强调需要,无标记前置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原始语言较低的句法模式化水平。甲骨文宾语中占最大规模的不是客体宾语,而是附加体宾语,这是该时期宾语的典型特征,但西周汉语里客体已取代附加体在宾语中的典型地位。不过,西周汉语和尚书语言双宾语结构的语序仍有模式化水平较低的遗迹。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今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不但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而且对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不但扩大了古文伪经的范围,促使经书权威进一步动摇,而且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开启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梁启超和夏曾佑,则是真正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新式通史。

今文《尚书》兼语句研究

本文首次从结构形式与语义类型两个方面对今文《尚书》的兼语句进行穷尽性的分析研究,探究其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对上古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语料价值。

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孔子观是他维新变法论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核和哲理性层面是“素王──教主”论。其要在重新给孔子和儒学以政治性和宗教性定位。其功能性层面和三大思想支柱为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根据《公羊》微言大义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考认孔子“改制托古”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以神秘性说孔子，主张将“孔教复原”为“基督化的儒教”。他以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思想阻孔，“托”孔推行现代主义。康有为光大了个文经学的孔子观并使其异化，这既是今文经学的丰碑，又是今文经学的终结。

今文《尚书》被动句研究

甲文没有被动句式，西周金文中已出现被动句式，汉语被动句式究竟是如何形成发展的，素无定论。本文首次对今文《尚书》被动句进行穷尽性的全面考察和分析研究，不仅填补了今文《尚书》专书语法研究的空白，而且还系统论述了汉语被动句的形成机制和发展动因，对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一些传统结论也提出新的见解。诸如：汉语真正的被动句式不是“春秋以后的事”。最先产生的汉语被动句是语义被动句，然后才出现语法被动句，后来语义被动句和语法被动句并行，语义被动句不断衰减，语法被动句的形态也经过简单—繁化—再简化的发展过程。“于”字句表示被动是汉语语法被动句的最早形式。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质是近代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面对汹涌而至的东传科学,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近代中国的设计,不管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嬗变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时代必然性,其"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也促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今文《尚书》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

在首次对今文《尚书》语气词进行穷尽性语用分析的基础上，统计其篇目词次，考察其发展变化，演绎其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其结论对于研究文献语言语气词的生成和演变具有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