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权对公民私欲的介入程序

警察权介入公民私欲的过程,是公权与私权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过程。警察权的介入程序是人民警察与行政相对人发生关系的一个制度纽带。其中,理念选择,确立着介入程序的基本方向;制度安排,是介入程序的一个实际载体;制度操作,构成了介入程序的实践环节。上述三方面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成就着警察权在介入公民私欲的程序的规范化道路。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正当性及优化

“行贿受贿一起查背景下”检察机关在治理行贿犯罪方面应以“遏源”“断流”的决心,积极依托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机制贡献检察力量。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机制脱胎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机制,正当性基础包括“公诉准备”与“法律监督”。否定论观点脱离实践,意义有限。此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机制还具有避免事后监督实践难题、提高职务犯罪诉讼效率与协同应对新型职务犯罪的作用。目前,由于立法层面稍欠明确导致实务分歧较多,应从提前介入范围、介入时机、启动程序、工作方式、采纳反馈机制等五方面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机制进行检视与完善。如此,才能确保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机制在法治轨道上稳健运行。

危害行为入罪的程序性标准——以“毒驾入刑”之技术障碍、介入程序与司法效率为视角

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入罪与否,既是刑法理论与刑事政策所关注的议题,也是集中体现民意的论域。社会危害性或法益等抽象概念虽然对解释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具有规范意义,但不足以成为行为入罪的具体标准,对于特定行为是否入罪的判断应当从行为本身性质出发加以考量。危险行为的入罪标准,既需要满足实体法上的正当性,也应当符合介入程序的合理性,以审慎的立法态度体现刑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机能与刑法的谦抑原则。具体到"毒驾入刑"问题,在论证毒驾行为入罪的正当性时,理由多集中在实体法上对其社会危害性与相似行为的类比判断,欠缺从程序角度进行的考量。危害行为的犯罪化应当受到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考察,程序性标准涉及公民权利保障、公权力介入时机与效率等重要因素。

行政程序滥用研究

行政法治中一系列非理性行为的弊害中,行政程序滥用的弊害最大,但目前尚未有人进行深入研究。其与一般的行政程序违法是行政法中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割裂实体与程序关系、惟程序主义、程序套用和秩序克扣等。它给予了程序以形式上的价值,而背反了行政程序的本质进而也制约了行政法价值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确立行政法的独立定在,使行政程序价值明确化;通过树立行政法治的正当理念,使行政程序规则与行政实体规则有机化;通过理顺行政法的规范体系,使行政程序典则化;通过尝试行政执法的司法运作,使行政程序第三者介入化。通过以上措施防止行政程序滥用。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必要性及其限度

“监检”工作的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为了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2018年4月国家监察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检察机关可在调查阶段介入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的介入行为不仅坚持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更有助于构建“高效”的职务犯罪追诉体系,并且协助监察机关应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新变化。“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是检察介入的法理支撑,“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是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调查程序的要求。检察机关的介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其介入应保持一定限度,以符合监察与检察相互关系的定位。文章主要从启动条件、介入时点、案件范围、介入方式、介入效果等五方面讨论介入行为的限度问题。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理解与反思

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问题,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在实务领域提前介入却广受办案机关的欢迎。导致这种理论与实务上的不一致的实际原因在于,理论界认为提前介入有可能造成法定监督职能丧失意义,但提前介入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却能提高办案效率,形成监督,并达成一致意见。具体而言,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同时从现实角度出发,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也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在实施中有可能侵害被调查人的诉讼权利,需从律师和被调查人两个角度来保障被调查人的诉讼权利。针对提前介入制度,可以从介入案件范围、介入时间以及介入程序规范等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完善,从而实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规范化运行。

心血管病介入诊疗程序中第一术者有效剂量估算方法的比较研究

目的通过模拟实验测量,比较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139号报告推荐的4种单双剂量计算法对估算心血管介入诊疗程序中第一术者有效剂量之间的差异,以探讨这4种算法对介入诊疗场景的适用性。方法模拟第一术者的男性躯干模体穿戴铅衣和铅围脖,在其体内布放热释光探测器,在其铅衣内外布放热释光个人剂量计,模拟心血管病介入诊疗场景,通过模拟测量得到的器官剂量计算第一术者的有效剂量,与通过个人剂量计及4种单双剂量计算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在本实验条件下,由模拟测量计算得到的有效剂量为0.581mSv;而用Swiss ordinance法、McEwan法、Von Boetticher法与Martin-Magee法估算得到的有效剂量分别为0.667、0.484、0.485和0.726mSv,与模拟测量得到的有效剂量的相对偏差分别为14.8%、-16.7%、-16.5%和24.9%。结论4种计算方法得到第一术者有效剂量与模拟测量结果均有较大的差异;从辐射防护观点出发,推荐使用Swiss ordinance法开展心血管病介入诊疗程序中第一术者的个人剂量监测。

介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程序?

介入国际诉讼程序仅在案件当事国的同意下方可进行,该同意要么表现为对某一类事项的一般性同意,要么表现为对某特定案件或某特定介入请求的特别同意。这一点得到条约实践的证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及其附件七并未规定介入附件七仲裁程序的同意,不过介入可通过当事国在《公约》以外的单独同意进行。附件七第5条授权制定规则,该条不允许依该附件组建的仲裁庭在没有当事国同意时制定准许介入的规则。该仲裁庭也不具有任何独立于案件当事国同意的固有权力或管辖权,在没有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准许介入。任何介入机制的变革都会给《公约》下的仲裁制度和一般国际仲裁制度带来巨大伤害。

论隋唐时期的司法集议

司法集议主要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类型。就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而论,它们基本上都是三省制框架内尚书省系统政务运作的一个环节。指定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决策的制度安排,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司法集议是一个开放性、临时性的介入程序,在集议的结果出来以后,司法机关可以对之进行"驳议",门下省也可以行使其封驳程序,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专门意见对常识判断、少数专家对多数意见的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