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政策下传染病防治之刑事法律的司法适用

当前防控新冠疫情的刑事政策呈现出对犯罪行为从严惩处的趋势,因而刑法的处罚范围会适度扩大,行为人可能承担更重的刑责。但"依法从严"并不等同于"严打",仍需考虑具体案件中的从宽情节,在适用刑法相关条文时做到"宽严审时",因此对一些具体罪名的司法适用,有必要由从严政策的基本内涵出发,关注"依法从严"与"宽严相济"间的关系。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对行贿犯罪从严治理的刑事一体化回应——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切入

对行贿犯罪从严治理的刑罚立场与反腐败的时代背景相关,其背后蕴涵着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罚从而有效遏制腐败增量的犯罪治理诉求。“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为行贿从严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对合犯罪的关系维度并不支撑行贿系源头犯罪的立论基点,治理行贿需要有限度且均衡的刑罚进行犯罪反制。受贿行贿的刑罚并重论既不具备犯罪学层面的合理依据,也与腐败的核心本质不相一致。行贿犯罪从严的实体面向需要在明确性基础上落实刑法修正案的制度效力,同时注重该宽则宽的立法协调。行贿从严的程序面向需要从立案查处与移送起诉、违法所得追缴处置、刑罚变更执行等维度予以贯彻,打通程序运行各环节并确保从严要求的前后一致。行贿犯罪从严应尽力实现刑事一体化的体系性兼顾,使从严要求与治理实效相对接,实现严格性与严厉性之间的彼此协调。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规范检视与制度完善

刑事立法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从重处罚规定,是贯彻从严刑事政策、实现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的重要手段。虽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有相当的规范基础,但是相关立法类型化不足,无法满足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需求,加剧了刑事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彻底落实。利用科学的类型化思维与方法可以实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立法的节俭性和开放性,更好回应当前社会对于从严治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规范类型化的过程中,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为指导,吸收司法解释中相关从重处罚规范的合理因素,将《刑法》与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范予以整合,确立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统一规范。

从“严”性刑事政策与我国环境犯罪

随着我国工业化迅猛发展,我国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于我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现实考量,对环境犯罪应坚持从严性刑事政策。

依法惩治危害农资安全犯罪服务保障国家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近年来检察机关围绕农资打假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为了进一步彰显检察机关依法严惩制售伪劣农资犯罪的坚定决心,展示各地办理危害农资安全犯罪案件经验做法和参与农资安全社会综合治理的积极作为,最高检于2022年3月发布了4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农资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涉及的法律政策适用问题和检察履职经验做法对各地检察机关开展农资打假工作具有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