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羊家“从道”与“从君”的思想张力——以《公羊传》“赵盾弑君”说为中心

晋国大夫赵盾并未杀害灵公,《春秋》却加弑君之罪于其身。在其昆弟赵穿将灵公杀害后,赵盾未尽其忠而讨伐弑君者。《春秋》以“加弑”之辞归罪赵盾,是要正君臣大义,明尊卑之序,谴责赵盾只晓得君臣之“文”而漠视君臣之“质”,是对“尊尊”之义的阐释。然而在《公羊传》的叙事语境中,借着经文“复见”赵盾引申出“君君、臣臣”之义,赵盾成为仁道的代表而受到车右、甲士以及百姓的保护,灵公因乱杀膳宰、嬉戏群臣则成为受贬责的对象,敬贤人、贬恶君而从道的思想跃然纸上。由此,经、传的不同价值取向则突显出“从君”与“从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汉朝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从君”作为行道的必要条件被确定下来。迫于政治形势,公羊学家并未认可赵穿弑君的行为,而是希望借助教育与进谏两种方式来平衡君道关系,实现其“得君行道”的政治愿景。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从道不从君”——先秦儒家君臣之道澄源

儒家的君臣观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部分,但对于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后世却有颇多误读。不少学者认为儒家提倡的君臣伦理不过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帝王的统治。本文通过对先秦儒家独立于君王之外的"大道";大道之下的君道与臣道;忠君尊君的语境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提出对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的君臣观应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认为先秦儒家重人事,以人为根本之"道",这一标准与君是二元独立的。臣要尊君守礼,但更要将"道"作为第一追求,不盲从君王,其间所展示的士人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正是本文立意所在。

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析论

"从道不从君"是荀子《臣道》篇所阐述的人臣事君时所应遵循的主张。此一主张有其特定的隶属于君臣相处之道的脉络:一方面着眼于为人臣说法而言,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故为人臣者当以道自守,以道正君;另一方面目的在造就"明主"、"明君",防止"暗主"、"暗君"。应当说,"从道不从君"原本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命题,历代儒者恪守"道高于君"、"德尊于势"的主张,并借此对君主提出道义规约,支撑起特有的政治批评平台,为儒者对现实政治的道德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使得传统儒学在"美德政治"和"贤能政治"之外有"批评政治"的另一面,因而具有重要意义。然因荀子所言"道"本质上是"治道"即"君道",因而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当与"君"相结合,便很难真正在其自身、是其自身。换言之,在荀子思想系统中,"道"就其自身而言并不能充当一种客观独立的制约君权的力量,故就其本质而言,这一主张依然只能表现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形态。

从君宪到共和——论伍廷芳的政治制度思想

伍廷芳(1842—1922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四岁随父回国.他一生活了八十岁,几乎与近代中国前八十年相始终.前四十年,大多在海外求学、任职,是获取外国律师资格的第一个中国人,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位华人议员.后四十年,在国内政坛上进行政治实践,投身洋务运动,参与清末政治改革,参加建立民国,反对复辟反对军阀,最后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贲志而终.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国内学界并无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就其政治制度思想的形成、演变作一番考察,以求正于方家.

荀子礼治的精神及其儒学史意义

就政治思想的层面而言,儒家自孔子而始就确立了德治取向的基本性格。基于此,儒家论政特别强调两点:其一,礼乐教化在价值上优越于刑政;其二,政治精英必须首先也是道德精英。儒家的这一德治传统在荀子这里发展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礼治思想。荀子对儒家德治传统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礼的权威不仅来自于习惯和传统,更在于礼是儒家道德价值的具象化(礼义),体现着儒家基本的理想和精神;其二,就礼与法的关系而言,强调在价值层面上优先性——礼本法末。同时,在此前提之下,对法之作为特定层面上的社会治理的手段的意义亦做了明确地肯定,而不再是单纯的否定和排斥。就思想史而言,儒家的德治传统正是通过荀子礼治思想而发展成为秦汉以下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性政治思想资源。

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革命资源的考察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在这种转化过程中,观念的转化无疑为现实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不过,观念的转变必须在传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近代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接受与转变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从道不从君"和"爱国主义"这两大思想资源基础上进行的,这正是传统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革命资源。

在“仁者爱人”的背后——“孔子之道”评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 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封建宗法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初唐谏文的尚道精神

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荀子的“孔子问题”初论

荀子萦怀于心的思想问题乃是"圣人不得其位"的所谓"孔子问题",即荀子要在思想理论上解决"儒家的政教担纲者如何得势临民"的核心问题。这一思想归宿迫使荀子,按照思想逻辑必然要极力证明人性恶的观点,因此,"性恶"并非仅仅是荀子面对的客观现实,更是他思想不得不预设的一种逻辑前提。荀子尊孔崇道,特别提出"隆礼"的主张,实是为了达到"象征意义上尊君而实际政治中任贤"的思想目的,亦即给"孔子问题"以一种现实、稳妥而长久的制度设计上的解决。

孔子之道平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中,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宗法专制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