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妻居制向从夫居制过渡的轨迹——侗族抢亲习俗研究

时至今日,学术界关于原始社会、原始文化以及原始婚姻的研究著作和专论,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母权制如何向父权制过渡,以及过渡时期经历哪些具体的历程的文章却寥若晨星。诚如学术界老先辈杨堃先生在《对原始社会家族与婚姻发展简表的几点说明》所慨叹的:“惟关于如何从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的问题,现尚缺乏足够的科学资料,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探讨。”本文即试图对侗族现行的婚俗主要是与“抢婚”有关的习俗。

论对偶婚从夫居形态及在家庭史上的地位

近几十年国内外家庭史研究的发展和有关资料、论著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家庭史的条件。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偶婚从夫居形态在原始社会后期(相当于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分期的野蛮时代中级和高级阶段),在世界各民族广泛存在过,是由对偶婚从妻居向一夫一妻制发展过程一个必经的基本阶段。摩尔根在《古代社会》

探索从妻居——现代化、人口转变和现实需求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的初访数据,从现代化、人口转变和家庭的现实需求三个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家庭的居住安排。考虑到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区分了从夫居和从妻居。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家庭从妻居的比例仍然明显低于从夫居;社会的现代化、夫妇双方的家庭人口特征和现实需求不仅对是否同住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显著影响从夫居和从妻居的选择。在现代化和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的居住方式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且在当代中国,子女的需求对居住方式的影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农村婚居模式与性别偏好

"从夫居"与男孩偏好存在着互构关系,"从夫居"是男孩偏好形成的社会基础,为男孩偏好的实现提供了条件;男孩偏好又巩固了"从夫居","从妻居"不能改变男孩偏好。农村城镇化所形成的具有现代性要素的新的居住空间,以及土地与居民的剥离,改变了传统"根"文化的内涵,"从夫居"与男孩偏好之间的互构关系被消解,"新户居"与性别平等观念之间的互构关系得以建立,促进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的发展。

农村变革中的婚居模式与生育模式

婚居模式与生育模式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婚居模式一般是指婚姻当事者婚后的居住状况(从夫居、从妇居还是新户居)以及与其母家庭的关系(与男女各自母家庭的居住距离和往来状况)。建国40年来,虽然我国传统的宗族家庭制度已经崩溃,但不可否认在许多地方,宗族观念及其影响还有较大市场。尤其是在农村,人们大多还是沿袭从夫居。从夫居是我国农村人口婚居的基本模式。然而从夫居必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青年人结婚都到男方居住,对那些没有儿子的家庭将产生较大冲击。是否有儿子,这不仅是儿女本身由于性别上的差异带来的体力、劳动收入等等方面的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儿女婚后对母家庭的作用差异。有儿子的家庭儿子婚后不仅可以继续留在身边,

中国家庭婚居模式、房屋产权归属与性别观念

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夫妻相对权力下的性别观念。结果发现,良好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能促进"从妻居",且"从妻居"者比"从夫居"者的性别观念更平等;与房产归属于妻家者相比,夫妻共同拥有房产者的性别观念更平等,而房产归属于夫家者的性别观念更不平等,但后者在控制婚居模式后对性别观念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说明,婚居模式属于内化的夫妻相对权力,"从妻居"实现了夫妻权力实质的对等而使性别观念朝平等化方向发展;房产归属则是强制性的相对权力,夫妻间拥有的相对资源优势不能内化为真正的权力平等,难以撼动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的性别认知。

传统婚居形式导致的社会问题

婚居形式是指男女双方婚后居住地选择的具体方式。我国农村社会长期盛行的婚居形式是女到男家落户,称为从夫居。从夫居是我国传统的婚居形式。从历史上看,从夫居制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夫系单亲世系的财产继承、亲属认同、家族势力的扩大等等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近代随着夫权制的崩溃,从夫居已不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在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作为一种传统的、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它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婚居选择。目前,在改革开放和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婚居形式的种种弊端正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

对从妻居的探讨

最近一个时期,不少文章从老人问题、家庭职能等角度对在我国提倡三代同堂进行了探讨。然而,对三代同堂的直系家庭中从妻居对家庭关系产生的影响却研究得不多,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分歧与妥协——农村女儿的分离式养老

随着农村家庭平均子女数的减少和女性在核心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女儿养老既成为一种需要也成为一种可能。基于对江西寻乌、四川宜宾和湖北随州的问卷调查,本研究发现,两性在赡养双方父母意愿上的分歧使女儿养老面临困境,呈现出名实分离的特征,即女儿放弃在自己家赡养父母以进行妥协,转而通过为自己父母提供养老资源这一方式实现赡养。有序Logistic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显示,社区文化、女儿的子女数和女儿赡养父母的意愿对农村女儿提供养老资源具有显著影响。

性别比失衡、婚姻支付与代际支持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支付行为的影响。经验分析显示,适婚人口性别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导致彩礼支出显著上涨2.037%,但对嫁妆支出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分样本考察显示,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彩礼支出的影响只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显著。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从夫居文化越盛行的地方,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彩礼支出的正向作用越强。最后,本文初步考察了婚姻支付背后的经济动机,发现父母支付的彩礼和嫁妆与子女婚后给予父母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显著正相关。

我国城市家庭结构的规模和类型

婚姻和家庭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重要的社会问题。198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五个城市九个单位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对城市居民的婚姻、家庭情况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是在这五个城市的八个居委员中进行的,以已婚妇女为对象,用访问与问卷相结合、以访问为主的方法,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调查工作于1983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共访问调查了4,385个家庭、5,075名已婚妇女,并于1983年将问卷资料进行了电子计算机处理,共取得单变量统计数字119项,双变量与控制变量统计数字一千五百多项。被调查的已婚妇女中年龄最小的是20岁,最大的是94岁;结婚年代最早的是1900年,最晚的是1982年,前后相差八十多年。按年龄或结婚年代进行分组对比研究,可以对半个多世纪中城市妇女及其家庭有一个历史的了解;同时,通过对已婚妇女结婚时娘家和婆家的家庭状况以及父母、公婆的职业和文化等的调查,掌握了从亲代到子代婚姻、家庭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大规模的婚姻、家庭调查,在我国还是头一次。这些调查资料十分宝贵,但亟待分析研究,撰写论文,用以指导实践。刘英同志是五城市婚姻、家庭调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她的这篇文章反映了调查研究的部分成果。但由于本刊篇幅所限,文内许多表格、数据只能从简了。这次调查的主要资料和研究成果,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汇集出版,请读者注意。

融安县壮族婚俗调查

融安县壮族约占全县总人口275,864人的35%.该县的沙子乡古益村南弄寨,沙子乡沙子村塘头寨和泗顶镇吉照村喇寨屯,是古称"四十八弄"的一部分.三个村寨之间互距10公里左右,由南向北延伸而形成一字形.这里是融安县壮族聚居区,周围数十里全部是壮族居民.三个壮族村寨壮族居民具有壮族的各种特点与传统习俗.1989年3—4月。

宋代守家商人妇的生活困境与摆脱

宋人云:"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是以夫之家为其家也,妇人谓嫁日归,是以得嫁为得所归也."婚姻的缔结意味着新的核心家庭的建立,夫妻双方要各自承担起家的责任,共同垒筑家庭生活的根基.宋代女子出嫁后多从夫居,家庭生活占去了她们一生中多数的光阴.综览学界已有成果,对宋代女性的研究已蔚然可观,但从家庭史的角度研究女i生的论著不多,对宋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进行研究的则更少.

哈尼族婚姻形态变迁下的哭嫁歌

哈尼族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之一,＂哈尼＂其义为＂山居之民＂。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境内红河流域、澜沧江两岸,哀牢山及无量山之间的广大山区,滇南地区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思茅地区和玉溪市、楚雄彝族自治州。在哈尼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逢年过节、婚丧喜事、盖房起屋、待人接物等都离不开音乐。哭嫁是哈尼族的传统婚礼习俗,姑娘出嫁前举行哭嫁仪式。

关于婚礼的起源和演变

关于婚礼,《礼记》中有一段话:“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女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婿亲御授,亲之也。出乎大门,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所说的嫁从夫,夫死不嫁,夫死从子,认为这才合乎夫妻关系的准则,显然是阶级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但把婚礼说成是万世之始,则未免有些荒唐了。 实际上,婚礼不是从来就有的。占时的所谓吉、凶、宾、年、嘉五礼,其中吉礼又分为十二种,宾礼分为八种,凶礼、年礼各分为五种,嘉礼分为六种,这一切的礼,也不是从来就有的。

先秦时代的成婚礼俗

远古到战国,华夏民族的婚姻形态、方式、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通常意义的婚姻由无到有,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较固定的婚偶关系;二是嫁娶婚的特定方式至迟在殷商前期出现;三是古代婚礼至迟在西周初步形成.观察婚姻文化的滥觞。

布朗族的母系制及其演变探溯

本文通过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的资料,从亲属称谓、从妻居制、母子连名制、妇女担任氏族长和财产继承等方面,阐明了布朗族母系制的特点。同时,对母系制向父系制的逐步过渡和过渡中的三种并存现象,特别是对母子连名制向父子连名制的演变及其实质,作了剖析。作者通过对布朗族母系制及其演变的探溯,证明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是世界各民族普遍经过的历史发展阶段。

侗族婚嫁习俗文化内涵的历史嬗变

马克思主义民俗学奠基人之一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中写道:“在各族人民中,婚姻曾经产生了为数甚多的民歌,同时也形成了稀奇的礼俗。”由于各民族的生活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民间礼俗各异,特别是婚嫁礼俗,真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一个民族内部的婚嫁礼俗也因地域不同而不完全相同。故民间有“同族不同俗”的说法。“同族不同俗”不仅是表现形式不一,对内容的解释也众说纷云,因为各种礼俗,在长期演变过程中,由于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运动。

尧舜“禅让”与对偶婚的演变

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中,尧舜“禅让”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它关系到与继嗣习惯相适应的婚姻制度及其他有关社会问题。“禅让”的本义也只有放在原始婚姻制度的发展中加以仔细推敲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古代文献表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尚处于“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号》)的母系社会,《史记·五帝本纪》却据传说谱列出自黄帝到颛琐以至尧舜禹以下的世次。若是母系发达的时期,子女只属子母亲,父亲没有抚养的义务并无权给子女命名,父子(女)间处于漫不经心的状态,人们并不注意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生父,更不会有如此清晰的口碑材料流传下来。太史公又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由先秦礼俗和亲属称谓看母系向父系氏族的转变

我国古代有关礼俗和亲属称谓的文献资料中,遗留着许多上古社会的残痕及其运动足印。它以缩写的形式表明,在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中,姑舅交表婚起着杠杆作用,其方式是女子回到她的母系家族同舅的儿了婚配。氏族借助这种婚姻方式完成了由母系向父系的过渡。女子死后葬于夫族墓地,是结为永久夫妻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夫一妻制代替对偶婚、父系氏族社会代替母系氏族社会的标志。夫妇同葬一墓始于新石器时代的二次葬墓,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中都有发现,其中尤以仰韶文化发现最多,最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