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与反思——基于监察与司法衔接视角的考察

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面临着被调查人认罪认罚后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调查阶段的适用率不高等现实困境。为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适用效果,应当适当降低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明确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及内容要求;保障被调查人的知情权、律师帮助权;引入调查阶段认罪认罚承诺书;设置梯度化从宽处罚量刑规则;构建层次化监察强制措施体系,从而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的有效衔接及功能发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反腐效能。

证据开示嵌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进路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践行进入纵深阶段,庭审的对抗性渐呈衰微之势,取而代之以控辩间更加鲜明的合意性,这意味着证据开示制度赖以存在的场域不复从前,不宜再以提高庭审过程的对抗性和实质化程度为目标进行相关研究。正是基于以上场域的微观变化,通过探索证据开示制度在当前协商性司法场域中的运行机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示制度进行架构形塑,以期在证据开示制度的助力下更加充分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融合探索

协商性司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实践中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方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心在于,通过鼓励行为人积极自愿认罪认罚,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之效。然而,被告人权益的规范保障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行使的合理性、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性等存在的负面问题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绊脚石”的角色。因此,对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间如何进行深度融合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理念–程序–制度”的三大融合来进一步加强被告人权益保障、完善量刑建议标准、优化司法机关协作机制等措施,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高效落地,有助于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创新与发展。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

诉审关系是认罪认罚理论研讨的原点,也是现实操作的支点。厘清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审关系应该先分析大陆法系诉审关系的一般原理,再以之为参照来衡量。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诉审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尚未完成以及刑事诉讼具体制度设计模糊,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出现了一定的异化,产生了一定的诉审冲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诉审关系的优化需要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为其创造条件,需要从检察官和法官的观念转变、检察权在认罪认罚中的准确定位、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法官在量刑建议审查上的谦抑等方面着手。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根据、现实困境与疏解策略

厘清“重罪案件”的概念是研究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置条件。契合我国“息诉、宁讼”传统文化,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及社会治理水平亟待提高为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正当性根据。管窥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存在的公众接受度不高、缺乏完善的量刑指引、“诉辩交易”的危险等困境,提出保障良好社会效果、探索重罪案件量刑指导规范、厘清认识误区等策略,对进一步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轻罪治理视域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202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1733.6万件,数量较之5年前增长了40%,增长部分主要以轻微犯罪为主。同时报告显示,检察机关认罪认罚适用率已超过90%。轻微罪治理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已成为当前刑事治理的重心,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轻微罪案件的占比亦在司法实践中急剧上升。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刑事辩护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促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愿认罪、忏悔,主动揭发自己的罪行,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加快案件审理速度,保障公正审判和依法惩治犯罪。然而,在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面临着一些刑事辩护问题,还需加强刑事辩护人的角色和权益保障,完善证据规则和程序保障,坚持公正、公平和法治原则,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反悔问题研究

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的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节约资源侧重疑难案件、提高诉讼效率,繁简分流从而化解案多人少的困境。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从特别授权上升到法律制度的高度,从试点地区推广到全国范围。2018年,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已经结束,初见成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反悔、滥用上诉权的情况时常发生,增加了不必要的司法负担。由于我国还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有必要对被告人反悔以及反悔机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相对不起诉权的适用

相对不起诉裁量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核心地位。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强调是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采取与其刑责相适应的司法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诉前羁押率,既能保证打击犯罪,又能最大限度保障人权,从而更好地修复社会关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相对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契合性。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背景下,适度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是必要的。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相对不起诉适用,从实践考察当前我国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的运行现状以及问题分析,具体而言,立法层面法律规范模糊、体制层面审批程序复杂、机制层面的监督失效等问题,以助于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适用的制度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参与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的公布与实行,意味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试用期,“转正”为刑事立法。学界对值班律师、辩护权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等重要问题已展开较为充分的探讨,但涉及被害人的相关研究则较为单薄。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主体,其权利的保障,既关系个案中被害人利益的修复,也关乎刑事诉讼中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更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被害人权利保障包括程序参与权的配置、参与度的深浅、满意度的高低等,但上述各方面,在实践中均存在改善的空间,应通过建立量刑建议参与机制、畅通意见表达渠道、强化法律帮助措施等,实现被害人的“有效参与”。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一体化探究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皆是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具有价值一致性和内在统一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观念转变不彻底、配套设施不健全、规范细化不完善的问题。由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分属于不同的刑事司法范畴,必须从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切入,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在思想层面上需要协调配合,凝聚共识;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发展科技,能动司法;在制度层面上需要统一尺度,形成规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法院变更量刑建议之实证考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旨在使被告人在实体上获得从宽处理,使案件在程序上获得从快、从简办理。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内容。量刑建议主要是指在检察机关的组织下,被告人为了获得从宽处理,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与检察院进行量刑协商的结果。目前量刑建议有别于以往的量刑建议,对法院具有较大的约束力。法院变更量刑建议是加重量刑还是减轻量刑应有所区分,并审慎认定需要变更量刑的实体条件和符合程序要求,确有必要变更的应遵循告知检察院调整的前置程序。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完善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作出的一次重要修改。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实行都需要根据国情逐步完善,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节约警力资源与保障人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实际适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侦查实践中不断完善。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衔接适用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在适用范围和利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着些许的差异,但二者在制度设计上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相反,二者还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这也为两种制度的衔接适用奠定了基础.但二者的衔接适用问题并没有得到过多关注,两种制度之间仍欠缺有效的衔接机制,致使二者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矛盾冲突.本文在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对两大制度衔接适用的必要性以及衔接适用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冲突的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反悔权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在司法程序中,被控诉的罪犯在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赔偿受害人或协助侦破案件等条件下,可以获得轻判或减轻刑罚的优惠待遇。该制度旨在通过引导罪犯自我认识罪行、积极悔过与补偿举措来达到社会和谐、罪犯改造和减少司法成本等目的。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有些被追诉人在明知自己罪行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拒不认罪或撤回认罪,以试图“赌一把”逃避惩罚。为了规范这种现象,一些国家引入了被追诉人反悔权,即在一定期限内,被追诉人可以收回已经认罪认罚的决定,并重新接受庭审。本文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反悔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提供思路和借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做了比较完善的具体规定,该制度在提升司法运行效率、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诉讼精神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系列弊端,尤其是在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方面。由此可能造成辩护权的压抑以及控辩失衡,故需要对此制度进行改造。笔者结合兼职律师工作经验,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分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完善该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提高认罪认罚案件质效,实现公平正义。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别从宽制度的功能界分

鉴于我国特别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各种学说提出的理论根据均有所不足,无法清晰划定其从宽处理功能之间的界限。根据法益保护原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为存款制度利益,并借助被害人教义学、恢复性司法观,一起为该制度强化知识供给、体系约束和目标导引,使其理论根据凝练为答责性消减和政策性补强,将报应该当性、预防必要性融入恢复可能性。这不仅在非难可能性的入罪基础功能之外衍生出了入罪纠偏机能,而且通过放宽判断时点的限制,将法益恢复行为视为一种介入因素,提升了预防必要性的判断权重。对特别从宽制度功能的选择,应以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存款制度利益的修复程度作为判断标准,进行从规范性修复到政策性修复的进阶式判断。既要注重追赃挽损的结果考察和恢复举措的过程评价,也要强调规范性判断和政策性校验,以充分释放政策激励作用,形成有梯度的功能排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分析——以检察机关的主导责任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侦查质量的评价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者、司法资源的调控者、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承担主导责任。受合法性义务和客观性义务制约,检察机关应当恪守客观中立的立场,进一步强化履职能力,加强与辩护人的沟通协商,提高量刑建议水平,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