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的阻滞与纾困——以司法衔接为视角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新生事物,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与反腐败工作原则相一致,体现着与司法机关配合、制约的外在要求,具有帮助职务犯罪被调查人改过自新、提高反腐败工作效率的重大意义。通过对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建议适用的罪名并不广泛、适用率仍然偏低。同时,在与司法衔接的过程中,从宽处罚建议在提出的类型和移送的形式上还不够规范,司法机关的回应也不够充分,与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还存在障碍。据此,必须进一步规范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类型和移送形式,加强司法机关对建议的回应并促进这一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从而确保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研究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是融合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了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具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等价值。对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是立法技术的有意为之,却给制度适用造成阻滞。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影响后续量刑建议和司法判决的能力,但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全面审查和诉讼支持。监察机关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取决于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考量,可以采取从宽处罚建议书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专列项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该制度设置的两个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弥补律师不能介入的缺憾。应当建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和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回应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作出的建议司法机关对被调查人给予从宽处罚的意见。关于从宽处罚建议对后续司法机关的效力问题,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也存在积极回应与消极回避两种态度。从宽处罚制度契合了国家职权分工协同理论的新理念和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新功能,且有利于“法法衔接”背景下职务犯罪办案资源的优化配置。司法机关应当对从宽处罚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在路径构建上,应明确司法机关的回应义务,将从宽处罚建议材料纳入诉讼证据审查范围,由检察机关对从宽处罚建议材料进行初次审查,并由审判机关作出最终采纳与否的判定。在准确设定审查标准的基础上,司法机关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从宽处罚建议作出回应。

激情犯从宽处罚的应然与实然论证

对激情犯从宽处罚,既有理论依据也有现实需要。激情犯实施犯罪前无任何预谋,其反社会人格也较弱,行为时的刑事责任能力存在重大减弱。被害人过错的存在导致激情犯应受谴责性降低。因此将激情犯情节法定化有利于统一判案标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也有利于科学合理量刑。

特殊群体从宽处罚问题的法理解析

特殊群体作为需要给予特殊帮助和保护的群体,其合法权益需要针对其特殊性给予特别的保护。我国自古就有"矜老恤幼"的思想,且在法律制度中彰显其精神。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刑法领域中体现为刑罚制度的文明与进步。当今社会人权意识普遍提高,人道尊严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权利,刑罚人道主义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刑罚观。对特殊群体从宽处罚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和要求。刑罚人道主义不排斥刑罚个别化,在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上,体现为在定罪、量刑上要考虑其生理、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通常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别于一般的犯罪,因此在定罪、量刑和行刑过程中需要适当从宽。

论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一项正当合理的法律制度。《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行贿罪特别从宽处罚实行从严限制的修改方案,实无必要。

老年犯从宽处罚立法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老年人犯罪的规定,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犯罪在刑罚的设置上呈现轻缓化趋势,并且禁止适用死刑,这不仅使刑法与我国的优良传统相契合,而且符合刑法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但该规定在老年人年龄的认定、起算基点和死刑禁用的例外情形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进一步完善刑法关于老年人犯罪的规定,对老年犯从宽处理的年龄认定应以结果发生时为计算基点,对老年犯禁止死刑的年龄起算点应以犯罪时为基点,取消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犯禁止死刑适用的例外条款。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职权化”运行与规范化发展--基于对100余名实务人员的访谈研究

《监察法》确立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为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中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有助于提升反腐败效率。该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成“特殊与一般”、前后衔接的关系。访谈研究发现,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率总体偏低,并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程序和权利属性不足等“职权化”运行特征,不利于实现反腐败效率价值及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衔接。上述现象的深层致因是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未得到准确、严格执行以及相关配套规定尚不健全。实现该制度的规范化发展转型,应坚持效率与公正有机统一的理念,遵循“双向衔接”、证据裁判、罪责刑相适应、权利保障、监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原则,并据此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

论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是当前刑事法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在从轻或减轻、缓刑、免死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具有合理性。应当从降低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年龄、重构老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老年人犯罪一律免死、明确对老年犯实行社区矫正等几个方面完善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探析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犯罪与日俱增。面对如此状况,我国刚刚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作出从宽处罚的规定,这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根据,也符合社会现实。但对老年人从宽处罚,其内涵丰富又不应仅仅限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展开,以及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思考与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了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对保障老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缺陷。介绍了老年人犯罪概念、特点及从宽处罚依据,评析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现行规定,并提出完善建议,包括合理确定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年龄标准,适当放宽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完善老年人犯罪死刑适用的规定,明确规定老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

解释论视角下的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进行了修订,对行贿罪从宽处罚增加了适用条件。基于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不同解释方法,适用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应一方面服务于打击贿赂犯罪大局,另一方面起到平衡行受贿量刑的作用,同时标准应尽可能明确以避免放纵行贿犯罪。故此,对该条款中"主动交待"宜虚化处理,"犯罪较轻"应以犯罪可能适用的刑罚为判断标准,对"重大案件"、"重大立功表现"均应作扩大解释。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诉讼中的价值、定位与运作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对被调查人的量刑问题向司法机关所作出的从宽处罚书面建议,属于监察机关的一种法定处置类型。从宽处罚建议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和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运作上,建议的从宽内容应以概括性为主要选择,为后续阶段案件的处理预留更多的变动空间;对符合条件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应当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否则需有法律依据并充分说明;基于适用对象的不同,从宽处罚建议对监察机关、被调查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不同主体的拘束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内在规律、应然限度与完善路径: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之合理定位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作为监察处置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前置程序,其可实现实体权利上的从宽与程序上的从简效果。囿于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规范相对概括,立法应避免将其过度具体化以防止僭越刑罚裁量权的司法功能。从法解释学视角考量,监察机关作出从宽处罚建议应然须担负提前告知义务与全面收集证据义务。在配套衔接刑事诉讼程序时,应注重把握监察权内涵、案件调查、规范适用与程序审查等方面限度。从立法完善层面,须注重概括型从宽处罚建议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的底线基准,此可为有效衔接精准量刑建议提供合理参考。

法院如何回应: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诉讼支持--以355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监察法》第31条、第32条赋予了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权,监察机关可以对符合特定条件的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这项制度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理应在诉讼阶段得到回应,以实现从监察机关建议到司法实践适用的顺畅衔接。以监察机关查办的355件刑事案件的刑事判决书进行研究,表明对从宽处罚建议在诉讼阶段被虚置的现状。监察机关与被调查人在调查期间的博弈关系表明从宽处罚建议是双方共同的"次优选择"。从宽处罚建议中"从宽建议"具有独立价值,进而分诉讼程序、实体结果两部分。诉讼程序部分,应重点围绕回应义务、证据支持、使用否决权这三方面配置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和义务。实体结果部分应以处理好从宽处罚建议与现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的杂糅关系为抓手,参照量刑规范化的具体规定,设计了"分项评价"模式来对从宽处罚建议予以回应。

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

在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会对刑事诉讼产生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影响。结合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的总体要求,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在属性上具备概括的求刑建议特征,表征着移送刑事司法的处置态度,应坚持客观公正的价值立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与监察建议、检察量刑建议和法院量刑之间具有内涵上的关联性,应加以深入辨析。以广义的监察监督职能观之,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不仅可以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适用实现前置化效果,而且可以约束法官的刑罚裁量。以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为前置而形成的量刑建议“监-检”衔接,应从作出建议的依据、是否履行告知义务以及适用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实质审查。监察调查阶段的从宽处罚建议内容不应直接涉及实体量刑的精确度,其作用效果在时空阶段上亦应限定于监察职务犯罪调查终结至审查起诉之间。

自首不从宽处罚的适用——对牛某某故意杀人案的评析

自首作为量刑的重要环节,其功能定位在于准确量刑而非简单的从宽处罚,因而其作用的发挥受到量刑原则的制约与量刑目的的指引。自首从宽的依据在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减小,更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因而自首情节不必然带来从宽处罚的效果,亦不是死刑案件中的免死金牌。实践中,确定对具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是否可以从宽处罚时,应将被告人的客观罪行作为判断基础,进而实质考察被告人人身危险性是否降低、主观恶性是否减小,排除不应当、不足以从宽处罚的情形,以确保罪刑相适应,正确理解并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研究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目前在施行过程中存在法律定位模糊、监察机关权限不明、法法衔接不畅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党在新时代的反腐败战略为指导,以认罪认罚从宽刑事政策、刑法保护的法益、纪法衔接和法法衔接以及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实践需要为基础,在刑事法律规范中明确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地位,在适用上区别于一般刑事司法从宽情节,做好法法衔接工作,明确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从宽处罚建议的权限,统一职务犯罪调查、审查起诉、审判规则,探索成立专门的职务犯罪检察、审判部门,完善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调查职务犯罪协作机制,畅通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刑事诉讼中的流转和适用渠道。

理论困境、衔接空间与应然限度: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程序衔接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集中呈现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为刑事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制度依据。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可向刑事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这同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程序在程序逻辑、适用标准与规制效果等方面产生竞合。从宽处罚建议与量刑建议在程序衔接上具备立法完善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职责上具备关联性,建议内容上具备共通性,适用阶段上具备承继性以及运行效果上具备兼容性。立法应厘清监察机关不移送审查起诉与检察机关不起诉之间的关系,明确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程序裁量限度,在审查起诉阶段强化检察机关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实质审查义务。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与完善

就《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合理性、相关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以及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认为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老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对老年人犯罪给予从宽处罚,既符合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又顺应国际的立法趋势和潮流;既适应了当代刑法刑罚宽缓化和人道性的要求,又满足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