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与《监察法》在职务犯罪从宽规定上的衔接——以职务犯罪特别从宽规定的刑事立法完善为视角

为体现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精神,同时也为提高反腐工作的效率,《监察法》与《刑法》分别作出了针对职务犯罪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特别从宽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定位和《监察法》相对于《刑法》的新法地位决定了《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的贯彻落实需要《刑法》中职务犯罪特别从宽规定与之对接。然而,现行《刑法》中有关职务犯罪特别从宽的规定,存在适用范围有限且缺乏体系性、适用条件严苛、从宽幅度设置不当的问题,无法保障《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的贯彻落实。对此,应结合《监察法》相关规定,通过立法路径,修改现行《刑法》中职务犯罪特别从宽规定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从宽幅度。

老年人犯罪宽容度量的思考——兼评《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老年人犯罪实行轻缓化做出了规定。该规定一方面顺应了民意，符合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发扬和继承了我国古代体恤老人的传统。文章首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老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处罚规定做了说明，然后重点阐述了该规定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作用。最后对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老年人犯罪宽和度量的规定做出了思考，挖掘该规定的不足，提出自己的完善意见。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修改与行贿罪的量刑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对“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作出立法回应。新增的从重处罚条款是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值得商榷。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谨慎把握从重幅度并对部分从重情节作出适当的限缩解释。行贿罪特别从宽规定不是特别自首制度或特别坦白制度。在适用从重处罚条款和特别从宽条款时,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注意避免重复评价和评价不足。从重处罚条款所列举的情节不可以同时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和从重处罚情节。当行贿案件中存在多个从重情节或从轻情节时,裁判者应当选择重上加重、轻上加轻的量刑方式,以保证对量刑情节的充分评价。为全面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需要对不合理的执法观念进行纠正,同时引入多样性的非刑罚措施。

论行贿罪的若干问题——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刑法第390条行贿罪的规定进行了重要修改。在对其理解过程中,必须注意“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是行贿受贿同等处罚。为了将严惩行贿犯罪可能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必须对行贿罪的相关规定进行合理解释。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特别是“谋取竞争优势”的理解上,必须将谋取合法利益的排除在外;在从重处罚情节的理解上,必须注意定罪情节与法定刑升格情节的竞合,以及七类从重情节之间的相互交叉问题;在行贿罪从宽处罚的特殊规定的问题上,“被追诉前”就是“监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立案调查前”;对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的,视情况既可以作为自首,又可以作为立功对待。对刑法第390条第3款后段所规定减免处罚的条件,应当重新理解,即“犯罪较轻的”不是选择条件,而是必备条件。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贪贿犯罪从宽处罚规定的冲突与化解

我国现行刑法、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均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诸多法定从宽情节,其中存在刑法总则与分则、刑法与监察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的冲突问题.要调和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从宽处罚规定的冲突,需在厘清造成法律冲突的深层次关系基础上,认清这些冲突并非表象冲突,而是必须予以化解的实质冲突,立足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研究化解冲突的基本路径.建议解释论优先,坚持体系解释方法调和现实冲突,通过司法解释对监察调查阶段的从宽认定予以细化,通过监察法规明确有限的值班律师介入程序.无法通过解释方式化解的冲突,必须诉诸立法,其中需要在刑法层面化解的问题,建议将认罪认罚从宽在刑法总则中予以确认,取消贪污贿赂犯罪的特别从宽规定;需要在前置法环节化解的问题,应当简化监察机关的从宽建议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