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适用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基于C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实践的考察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试点的改革成果,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对H省C市试点的观察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还存在从宽阶段的单一性,从宽范围的局限性以及从宽幅度的不确定性等现实问题。从宽适用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传统诉讼构造的阻碍、实体真实主义的掣肘及法律依据的缺失。未来改革应着眼于: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从宽阶段、扩大其从宽的范围并限定其从宽的幅度。通过更完善的体系,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民企发展视野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从宽适用的路径选择

当前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还存在三个误区:一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占有集资款后出现经营困难而携款潜逃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是只要出现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客观结果就直接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背景下,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结合商事思维、商事特性选择从宽适用。一是对使用集资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餉情形,需要结合集资活动处于商事场域的特殊“晶性”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在获得集资款时间界点之前、之时还是之后,也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必然要件,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区别认定。三是在不能返还非法集资款的情形下,行为人并非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判断:如果出现无法预见的客观事由阻却返还情形时,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按照刑法谦抑原则选择从宽,不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浅谈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从宽适用

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主要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判定的方法是用已掌握的证据来推断行为人的主观想法。审理具体案件时司法机关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对非法集资时使用的方法、占有集资款后携款潜逃、客观原因不能返还集资款等,文章认为这些与非法占有目的意图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并采用案例来分析这三种情形,提出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判断对非法占有目的从宽适用。

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探究

2018年新修订的刑诉法在第120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如果刑事案件的办理是处在侦查阶段,依法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于这一规定学术界甚至是司法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认为该制度可能导致侦查机关的职能人员放弃法定的案件查证职责,进而过分依赖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定罪,强迫、欺骗犯罪嫌疑人不自愿或不真实认罪等现象的发生,造成冤假错案的滋生。文章中笔者首先对在侦查阶段不应适用从宽认罪认罚制度的一些认知观点进行客观分析并回应,同时指出在案件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这一制度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的依据及其适用

鉴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法中的“空白”,有关“从宽”的依据与适用规则产生了诸多争议,经过梳理和剖析发现应当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作为探讨“从宽”依据与适用的起点。该制度立法目的是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包含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保障人权等内容的多元体系,然后以立法目的为根基,从而高屋建瓴剖析“从宽”的应然依据与应然适用规则。

职务犯罪被调查人从宽处罚建议的纠葛与厘定

监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与检察机关履行职务犯罪审查起诉权之间呈现彼此分离又有交集的互动关联。虽然《监察法》明文规定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符合特定情形会获得监察机关从宽处罚的建议,然而,对于此种从宽处罚建议的具体模式以及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后续处遇,《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未曾明确涉及,为司法实践的运用增添难以遮蔽的现实阻滞。在遵循监察基本理念和诉讼制度的前提下,对监察阶段从宽处罚建议的模式选择和后续适用予以深入剖析,实现监察阶段从宽处罚建议与量刑建议之间的顺畅衔接,构筑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整体轮廓与繁简格局。

诈骗犯罪中认罪认罚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通过对4000例一审法院审判的诈骗犯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法院对诈骗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时,在犯罪特征因素、刑罚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多项因素差异达到了P<0.001的显著性水平。对影响适用缓刑的预测变量进行建模,构建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准确率达到了96.55%。对刑罚影响因素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分析,误差也很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影响刑罚的因素变量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诈骗犯罪数额。对适用缓刑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主观恶性小、被害人谅解等因素。此外,也不能忽视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中的地区分类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