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情节

从宽量刑情节是中国古代刑法对犯罪分子据以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主客观事实情况。中国古代刑法典的不断完善,伴随着从宽量刑情节的内涵的不断丰富,古代立法者对从宽量刑情节的执行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从宽量刑情节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从宽量刑情节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法制的破坏,充分体现了礼高于法的中国古代刑法的特点。

试论从宽量刑情节适用的有关问题

犯罪情节,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就犯罪固有特征而言,只有性质相同的犯罪案件,没有犯罪情节同一的案件,即使相同的犯罪情节在不同的案件中的表现形式亦不尽相同,对量刑的作用也大相径庭。本文仅就量刑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之适用,作些探索。 一、关于几个从轻情节之说 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个犯罪案件存在数个从轻处罚情节,能否升格为减轻处罚情节,存在法定说,酌定说,折衷说和否定说之不同主张。法定说认为。

论行贿犯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的刑法修正——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款为分析对象

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在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的规定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现行刑法有关行贿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内容不包含“特别自首”,而只包含“特别坦白”。司法解释有关单位行贿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不属于引用性条文,而应理解为形式上的提示性规定。单位行贿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实质上应该为“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确定适用减轻处罚情节的,司法机关必须“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对单位行贿罪的减轻处罚不宜由法定最低刑的拘役减轻为管制,如果存在可供选择的量刑情节则可以分别选择“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等量刑情节。最新刑法修正案在对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等行贿犯罪法定刑幅度进行调整的同时,却未对所有的行贿犯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做体系性的规定。在以后刑法修正时应考虑在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刑法规定中分别增加条款,明确将“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特殊从宽量刑情节规定在刑法条文中。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具有检察机关主导推进、以量刑从宽为处理结果、从宽结果惠及企业与责任人两方主体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面临偏离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标与对企业合规整改的激励性不足的现实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以期望理论、系统理论为理性内核,依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新发展,具有程序衔接、利益相称、预防导向的特殊功能定位,可以有效缓解上述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适用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无法覆盖的重罪案件以及合规不起诉阶段整改失败的案件。为充分释放企业合规在量刑从宽方面的效应,应对认罪认罚与合规整改分别评价,并将有效合规整改作为量刑从宽的标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时间进度,视不同的合规整改情况,给予涉案企业阶梯式的从宽利益。此外,检法合作是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的必要制度保障。

认罪认罚阶梯式从宽量刑精准化研究——兼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细化了认罪认罚的从宽规则,肯定了阶梯式从宽量刑的指导思想,但其在从宽量刑精细化方面仍有不足。认罪认罚客观上存在一个与教育改善难易度和办案价值量相对应的阶梯式等级体系。在设定认罪认罚阶梯式从宽量刑幅度时,应当以教育改善的难易度、办案价值量两个因素为主线。根据教育改善难易度的大小,可以将认罪认罚划分为自首型、坦白型、功利型三个类别;根据办案价值量的大小,可以将认罪认罚划分为三个价值级别。根据认罪认罚的"三个类别"和"三个级别"之间的组合,认罪认罚形成九梯度的等级体系。九梯度的等级体系,最高从宽幅度可以减少基准刑的70%至免除处罚,最低从宽幅度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以下。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实效研究——基于故意伤害罪轻罪的数据解读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公正优先价值导向。通过构建非线性量刑模型分析177161份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的初审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从宽”克制倾向:认罪认罚对轻罪量刑的作用倾向于在“底线”游走,接近量刑情节“坦白”;传统量刑情节仍在习惯性适用,认罪认罚发挥实效的空间不足。在法定主义背景下推动更高层次上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可以考虑,一方面建立认罪认罚分级分类制度,适当加大对轻罪的从宽幅度;另一方面扩大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法定空间,在立法上赋予认罪认罚“减轻”情节地位,破解量刑折扣零和博弈的困局。

微罪认罪认罚量刑从宽的实践样态与司法纠偏:从危险驾驶罪的视角

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罚减让功能与微罪过滤机能,是优化中国刑罚制裁体系、避免过量刑罚的重要途径。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依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前后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8012份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判决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自由刑裁量中,认罪认罚被告人仅获得较低幅度的量刑从宽;在罚金刑中,认罪认罚被告人罚金数额不降反升,其增幅甚至高于自由刑的减让幅度。为避免高发型微罪引发犯罪标签泛化,微罪案件认罪认罚的量刑从宽不能仅限于定罪减刑,还应适时提高其免罪免刑比例。拓宽量刑从宽幅度、围绕预防必要性,有效衔接相对不起诉制度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微罪量刑从宽的有效路径。

精准刑抑或幅度刑: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量刑建议问题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及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一般应当提精准刑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精准化不仅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而且符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要求。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精准化面临从宽幅度不明确、控辩协商不充分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我国应确立阶梯式从宽量刑标准,加强控辩协商等。

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根据及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效预防企业犯罪是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建立企业合规契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以及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具有正当性根据。事前有效的企业合规可以阻却主观罪过,具有出罪价值,但效力只及于企业,不及于个人。合规出罪的途径主要是不起诉制度,应增设一种新的特殊裁量不起诉。事前或事后的企业合规反映涉罪企业再犯可能性较低,可以通过定罪免刑、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缓刑制度从宽量刑。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规则的构建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规则,是认罪认罚量刑从宽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流程和计算方式。量刑从宽规则应是基础规则和个案评估的结合,即对被追诉人量刑从宽时,应先根据基础规则确定一个笼统的量刑从宽幅度,然后再根据个案情况对这一量刑从宽幅度进行适当的修正(扩大或者限制)。为实现量刑从宽幅度在宽泛和具体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强化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保障被害人的参与权并实现量刑建议的精准化。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别从宽制度的功能界分

鉴于我国特别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各种学说提出的理论根据均有所不足,无法清晰划定其从宽处理功能之间的界限。根据法益保护原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为存款制度利益,并借助被害人教义学、恢复性司法观,一起为该制度强化知识供给、体系约束和目标导引,使其理论根据凝练为答责性消减和政策性补强,将报应该当性、预防必要性融入恢复可能性。这不仅在非难可能性的入罪基础功能之外衍生出了入罪纠偏机能,而且通过放宽判断时点的限制,将法益恢复行为视为一种介入因素,提升了预防必要性的判断权重。对特别从宽制度功能的选择,应以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存款制度利益的修复程度作为判断标准,进行从规范性修复到政策性修复的进阶式判断。既要注重追赃挽损的结果考察和恢复举措的过程评价,也要强调规范性判断和政策性校验,以充分释放政策激励作用,形成有梯度的功能排序。

民营企业涉罪案件负责人诉讼境遇研究

我国刑法对企业犯罪实行“双罚制”,即同时追究涉案企业和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指引下,司法机关关注涉案企业境遇的同时也要关注企业负责人的诉讼境遇。办案机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负责人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既有助于企业合规整改的顺利进行又能够保障企业的经营运转,有效避免刑事追诉对涉案企业造成的“灭顶之灾”。在涉案企业通过合规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负责人做出不起诉决定,为避免个案罪刑适用的不均衡,在不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企业负责人提起公诉更为适宜。如果负责人在企业合规改造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作为法官量刑从宽的裁量事由。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适用的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且为重点的内容。该制度自实施以来对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改变,如提升司法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但同时给法检职能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对被告人的权益带来了一定冲击,其弊端也逐渐显现。本文阐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与内涵,分析其利与弊,提出完善此制度实践应用的举措。

认罪认罚独立从宽的正当化依据及其限度

认罪认罚的“从宽”体系包括程序从宽与实体从宽,控辩合作的充分实现依赖于两者同步推进,但关于实体从宽的规范研究仍然非常粗疏。实体从宽是控辩合作的重要内容,宜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从宽量刑情节分为两类,一是已有的坦白、自首、悔罪等影响预防刑的从宽量刑情节,二是狭义的认罪认罚这类影响司法效率的从宽量刑情节。为推动控辩合作、更好地实现诉讼分流,可将狭义的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同时,要对其从宽幅度进行严格限制,避免因刑罚的过度差异导致被告人接受不符合事实的指控,从而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开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政策分析——程序从简从快到实体从严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学界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如何从宽却没有量化的操作规程。基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求和目前司法实践中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严有余,而宽不足"的实施现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多的局限于程序上的从简从快,无法真正将从宽制度落到实处。因此,需进一步探讨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从宽标准,量化从宽政策,扩宽从宽范围。为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严格贯彻落实,应该坚持依法从宽,严格规范各诉讼阶段的职能分工,规范法庭的审理方式及审理重点,完善法庭的多元化机制构建,以避免从宽制度流于形式。

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的罪刑均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且这些价值取向具有独立意义,应当在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过程中得到相应体现。除程序法上的罪刑逻辑关系,刑事政策与社会认知对于罪刑逻辑关系也具有不同理解,故罪刑逻辑关系并不只是刑事实体法层面的问题。对于认罪认罚的行为人,应当先在实体法的意义上予以罪刑合理性的分析,以实现刑法体系中的罪刑均衡,然后在此基础上予以程序法意义上的从宽减免,进而实现刑法体系之外的罪刑均衡,彰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独立意义。

量刑答辩、诉辩交易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本文从量刑答辩立法上的规定与司法实际中的现状出发,讨论了量刑答辩与诉辩交易的异同,提出了看法。此外,又对量刑答辩的价值扩张所需要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讨论。

程序简化带来量刑从宽了吗?——基于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实证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含“实体上从宽处罚”和“程序上从简处理”两个面向,因被追诉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而节省下来的诉讼资源能否为其赢得刑罚上的优惠,这一问题值得反思。通过对3000份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一审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案件程序类型对拘役刑期和罚金数额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发挥显著从宽效果的仍是自首、坦白等情节;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对缓刑的适用则呈递增性影响,即案件程序简化程度越高,缓刑适用的可能性越大,且速裁程序的适用是影响较大的要素。程序简化对于缓刑适用的从宽是一种源于适用条件重合的定性影响机制,但其可能无法影响拘役刑期和罚金数额减让的定量计算过程。“认罪认罚→程序简化→诉讼效率→量刑从宽”的因果逻辑链条在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上均面临一定的挑战。程序简化和量刑从宽可能只是法律对认罪认罚行为分别在程序面和实体面的两种平行的评价效果。

我国贪污犯罪缓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所登载的2017年1月1日到2019年9月1日全国贪污犯罪案件判决书中随机抽取835份作为样本进行观察分析,发现我国对贪污犯罪适用缓刑存在随意性较大以及适用率偏高等问题。缓刑适用标准模糊、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规范以及司法人员个人素质不高是导致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解决贪污犯罪缓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应当从制定明确且操作性强的缓刑适用标准、对从宽量刑情节的认定做出严格统一的规定以及加强对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管等方面作出努力。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若干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量刑从宽的正当依据总体上包括节约国家司法资源、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减小和责任刑减轻3个方面。在具体案件中准确把握量刑从宽的幅度,首先要求依据事实和法律对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3个情节作出正确选择,其次要求对从轻处罚的幅度作出适当的判断,其中"认罚从宽"的幅度不宜过大。为了兑现"从宽"政策,增强司法公信力,《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控辩协商机制和诉判衔接机制,检、法两院应当在此基础上共同妥善处理好"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问题。无论是否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法院均应在判决书中说明量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