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从属性理论的体系建构

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共犯从属性概念的内涵以及包括哪些方面或层次的内容,理解上存在较大差异,应予清理整序。共犯从属性只包括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前者探讨的是狭义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成立或可罚性是否要求正犯着手实行的问题,后者是在坚持了实行从属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还要求正犯具备何种程度的问题。实行从属性是共犯独立性和共犯从属性之间的问题,而要素从属性属于共犯从属性内部的问题。总之,共犯从属性理论就是探讨狭义共犯的成立或可罚性是否从属于正犯的实行,以及从属之正犯应具备何种条件的理论。

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反思--兼论“不完全劳动关系”

从属性是解读劳动关系的一把钥匙,在各类劳动关系认定理论中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可。从历史的角度考证,源于启蒙时代个人主义思潮的从属性催生了劳动法,使之从行会规则中独立出来,进入国家干预的领域,同时赋予了劳动法“人法”的属性,从而脱离民法交换给付的维度,形成了一个以关注主体特征和组织特征为视角的全新的法律领域;从现实的角度观察,我国劳动法学界在全面接受了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之后,正在有意识地构建中国自主的劳动法知识体系。在法律规范的层面上,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明确从属性的类型、权重和要素等相关内容,但是在法律实践的层面上,已经确定了“从属性+要素”的劳动关系认定思路,并开始反哺劳动法教义学体系的构建。“不完全劳动关系”系我国为应对平台用工进行的一项政策性司法创设,劳动关系从属性提供了充分且必要的理论支撑。从逻辑上推理,不完全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民事劳务关系遵循一致的从属性考量标准,因此能够构成一类独立的法律关系。

被遮蔽的从属性:“互联网+劳动关系”的关键内核及其协调策略--以外卖骑手作为观察对象

围绕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之间能否形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存在着否定性意见、肯定性意见、观望性意见三种差异化观点。从实然状态来看,在表象上,互联网平台与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之间均不存在或难以存在从属性。从应然状态来看,一方面,外卖骑手不仅仅在现实世界中的流通环节提供送餐行为,更在与之平行的虚拟世界或数字世界的生产环节中生产具有价值的数据,另一方面,人的逻辑和算法逻辑的冲突,背后的“从属性”实像被互联网及技术所遮蔽和掩盖,由此亟待揭开互联网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的“隐蔽从属性”并适用劳动法调整。但即使立法层面采纳“隐蔽从属性”的观点和理由,确认互联网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依旧需要对劳动法进行一个相当程度甚至颠覆性的改造和重塑。同时,辅之严禁“最严算法”、适用“算法取中”、实现“算法透明”、发挥“算法伦理”,以充分塑造“新”的劳动秩序。

最小从属性说与极端从属性说批判——兼质疑王昭武先生倡导的最小从属性说

限制从属性说是德国、日本的通说。我国通说主张极端从属性说,但极端从属说会带来适用上的诸多不合理。有学者倡导最小从属性说,但最小从属性说根本不能明确共犯的处罚范围,故不宜提倡。国内虽没有学者明确主张一般违法从属性说,但在教唆自杀、教唆本犯等问题的处理上有所体现;一般违法从属性说根本无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故不宜提倡。我国改采限制从属性说并不存在实定法上的障碍,我们应提倡限制从属性说。

我国共犯限制从属性之提倡

目前在我国关于教唆犯争论的观点还是集中在从属性与二重性之争上,还鲜有学者对我国的共犯的从属性的程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我国的从属性程度采取的是极端从属性,但是我国通说存在诸多问题与不合理之处,并为笔者所不取。而限制从属性说的德日刑法中的通说,该理论具有颇多优点,而且也能切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如果我国一改通说采用限制从属性说,在解释论上也并不存在障碍。而且倡导限制从属性说对于发展共犯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信息网络犯罪治理的现代化探索:对共犯从属性的新解读

信息网络犯罪的现代化探索需要对共犯从属性做出新解读。在当下信息网络时代,传统的限制从属性与共犯的从属性原理受到了来自实践的挑战。对于共犯从属性原理,应当做出符合信息网络犯罪特点的解读,要承认存在共犯之法益侵害总和大于正犯之法益侵害总和的情形,更要承认当共犯之手段行为或正犯之手段行为出现新的、独立的侵害时,其不再受到共犯从属性理论的支配。以信息网络作为手段的犯罪具有新的、独立的侵害,该侵害的具体影响因子在于“人数”与“传播”;当手段行为不具有“人数”与“传播”两类具体影响因子时,或者手段行为附属于正犯行为时,则仍应当受到共犯从属性的制约。

算法从属性: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之钥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平台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并引发巨大争议。司法实践中关于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观点各异,对于劳动从属性标准适用的认定不一。究其原因,在于新兴技术条件下平台用工的非典型性给传统从属性考量因素带来挑战。算法从属性的提出为劳动从属性判断提供新的解释路径。在新就业形态用工劳动关系“三分法”下,算法从属性与第三类劳动者特性高度契合,建议将算法从属性作为第三类劳动者认定的核心标准,形成平台用工案件新的司法逻辑,以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

固定资产会计准则应用中的从属性与独立性分析

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固定资产处置收益涉及“资产处置损益”“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等科目的使用,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准确把握。本文以一例有争议的固定资产投资业务为研究起点,论述了该业务的处置不计入“资产处置损益”科目的主要理由是:固定资产会计准则应用时具有从属性,即它要服从于长期股权投资主体准则规定,作营业外收支处理。企业处理固定资产常态业务,要应用固定资产会计准则,体现该准则的独立性,这些常态业务包括:企业固定资产的出售、转让、报废、毁损、盘亏、捐出等,文章分别阐述了这些常态业务的处理方法。

共犯性质与预备从属性

共犯独立性说是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归结,破坏了共同犯罪的结构特征与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存在明显的缺陷;共犯从属性说是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在共犯性质领域的贯彻,有利于维护正犯与共犯的逻辑关系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妥当性。但是,实行从属性理论完全否定预备犯之共犯的成立,存在明显的处罚漏洞。预备从属性是在维护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实行从属性理论进行的修正。

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从属性

所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劳动者。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否属于劳动法意义的劳动者,有中间态劳动者说、传统劳动者说两种观点。本文试图通过法社会学视角,使用社会学学科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研究成果,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主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要受到与传统劳动者相同力度的保护,否则将在许多劳动用工领域掀起“去劳动关系化”的浪潮。

算法从属性下平台从业者的身份识别

数字时代的从属劳动具有算法从属性的特征,其源于工业时代雇佣劳动的技术从属性,表现为算法对劳动过程的全景式控制与劳动者对算法的身心从属,其实质是算法管理下劳动者的自主性受限。而互联网平台用工正是一种以算法为底层技术架构的劳务撮合模式,表现为劳动机会的算法调度、劳动过程的算法指导、劳动结果的算法评估等。为破解平台用工关系难题,有必要在从属性体系中引入算法从属性的维度,以增加劳动者身份认定的识别度和识别可能性,进而在现行政策基础上明确平台不同用工模式下从业者的身份属性,并赋予其相应的权益保障。

共犯从属性本土适用弊端及独立性提倡

共犯从属性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无法在我国刑法体系下适用,其自身存在诸多弊端。实行从属性无法处罚某些严重犯罪的预备犯,要素从属性中的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以及最小从属性理论也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需要采取共犯独立性,对各个共同犯罪人独立依照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定罪处罚。

骑手送单出意外 强从属性定关系

【案例】圣某在某外卖平台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在配送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平台以其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双方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圣某遂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圣某与某平台之间符合劳动关系“强从属性”特征,遂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应认定为工伤,并按相关规定进行赔偿。

论我国劳动法上“从属性”的内涵厘定与立法考察

虽然我国司法界借助从属性判定劳动关系,但是司法界对从属性的定义与类型归类却存在不同理解,存在劳动关系泛化的风险,用工形式的灵活化则使问题更加突出。在劳动关系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应当正确认识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间的差别,以真正实现劳资均衡。在确立人格从属性核心地位时,通过经济从属性完成对"准劳动者"的保护,建立权利义务均衡的"是否"与"强弱"相结合的从属性判断模式。

刑法共犯规定对共犯从属性说的贯彻

我国刑法学界对共犯的性质存在学说对立,但是与欧陆、日本刑法学不同,基本上是二重性说和共犯从属性说、独立性说的对立,而且二重性说占据主导地位。站在结果无价值论立场上,对刑法进行实质的、体系的、客观的解释,就可能得出刑法共犯规定实质上贯彻了共犯从属性说的立场。在解释结论上,对《刑法》第29条第2款就会得出与以往所有的刑法学说不同的结论,即仅指被教唆者实行犯罪之后没有达到既遂的情况。

教唆犯的极端从属性问题辨析

限制从属性说以"责任应个别地考察"为根据,否定教唆犯的成立以正犯的有责性为必要。然而,责任的独立性仅能够说明正犯的责任不是教唆犯责任的充分条件。教唆犯对正犯的故意是否具有从属性,关键在于明确教唆犯同直接正犯和间接正犯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非相同。从能否引起他人行为的难易程度的角度而言,教唆犯所体现的缺陷性态度较间接正犯更为强烈,由此可以说明教唆犯较间接正犯的性质更为严重。

论担保从属性的类型及其突破

作为一种在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之间建立同步性的法定机制,从属性使担保权在设立、处分、范围、抗辩及消灭五个方面均依赖于所担保债权,但从属性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性原则,这五个方面的从属性均可因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而被突破。在担保权设立时,当事人可为尚未成立的将来债权设立最高额担保或一般担保。担保权设立后,当事人对主债权或主债务的处分均可不及于担保。担保权的担保范围可以大于或小于主债权的数额,当将主债权之外的从债权纳入担保范围时应基于担保权的不同类型分别认定。为实现担保目的或保护担保人,担保人可得主张的抗辩权亦有别于主债务人实际享有的抗辩权。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所担保主债权消灭时担保权可以不消灭,反过来,所担保主债权未消灭时担保权也可以消灭。

教唆犯的极端从属性问题辨析

限制从属性说以"责任应个别地考察"为根据,否定教唆犯的成立以正犯的有责性为必要。然而,责任的独立性仅能够说明正犯的责任不是教唆犯责任的充分条件。教唆犯对正犯的故意是否具有从属性,关键在于明确教唆犯同直接正犯和间接正犯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非相同。从能否引起他人行为的难易程度的角度而言,教唆犯所体现的缺陷性态度较间接正犯更为强烈,由此可以说明教唆犯较间接正犯的性质更为严重。

教唆犯从属性说的中国式展开

教唆犯从属性说是刑法客观主义时代的必然要求,教唆犯从属性问题分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和相关的刑法理论,应当认为我国刑法坚持了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的观点。在我国刑法中,罪名从属性不具有立足之地。

环境刑法定性之行政从属性——兼评《两高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解释》

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源于行政刑法概念的提出。本源意义上的行政刑法属于行政法范畴,行政犯罪只有定性而无定量。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刑法建立于行政不法与刑事犯罪二元化立法模式基础之上,行政犯罪既有定性又有定量。行政从属性意指犯罪行为性质受行政法律规范影响,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是指环境犯罪行为受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约束,对环境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应以环境行政法法律关系确认为准,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重点在于定量,相关条文均应有"量化"标志,以区分行政不法与刑事犯罪。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特点源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律规范是保障法与前置法之间的关系。推而广之,犯罪均有从属性特点,刑法以保护前置法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己任,其扩张与限缩均受前置法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范围制约,易言之,刑法有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