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的圣域信仰——方苞论从祀与被论从祀的争议

圣域从祀,是古代儒生的精神追求与学术信仰。“桐城派”初祖方苞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行身祈向,志在接续道统与文统;积极将治统与道统形象归之于清代帝王,关注当朝圣庙祭祀典礼,上疏奏请家庙增祀、五贤升祀和汤斌从祀。方苞是孔庙从祀的坚定信仰者,殁后,刘大櫆、昭梿、陆继辂、曾国藩与曾国荃都有意奏请朝廷将其从祀孔庙。方苞堪称传道尤勤、卫道有功、明道为文、体道力行,接续道统却未能获得孔庙从祀身份的一代大儒。

朝鲜王朝陈献章“从祀文庙”之争考论

陈献章是中国明朝最具影响力的儒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朝鲜却遭到了学界的抵制与批评,盖因大多数朝鲜学者认为其学说杂糅了禅学,与陆九渊、王守仁的学说同属异端外道,而不予接纳。在其后朝鲜王朝关于文庙从祀人员升黜的讨论中,亦未效法明制,将陈献章列入文庙供奉。这反映中国与朝鲜两国学者对本国儒学发源的认同和对佛家思想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的产生,是朝鲜儒学在地化的表现,亦促进了东亚儒学演进的多元化。

隐然论道与史册昭垂:清儒陆世仪名位流变及从祀考

或承尊朱黜王等门户之见,清理学家陆陇其等对陆世仪人物及儒家义理观褒贬交杂。陆氏身故后,太仓州士绅尊其为乡贤,并陪祀书院,又经《思辨录》等刊著流播,全祖望、唐受祺作传宣弘,陆氏声名更为显扬。光绪元年(1875),应地方州奏疏题请,清廷准将其从祀孔庙,陆世仪以乡贤之身得以增祀,由一介地方生员跃居成为儒家主流。清末世乱时危,清廷多以理学名儒从祀,以延揽程朱学从众,而陆氏持论中允,治学驳杂,“不废陆王”,后得《国朝学案小识》为之构建理学道统谱系,塑其为清道统正宗。学术、政治互通纠葛中,陆世仪人物形象渐跃升为清国家正统,成为清廷权力与江南地域性力量共同构塑的孔门圣贤。

日记视域中的王船山从祀孔庙及其经典化意义

根据文人日记记载,王船山作品大多被《沅湘耆旧集》选录,且经过两次《船山遗书》刻印,因此船山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据日记发现晚清民间祭祀王船山活动日益兴盛,这些也为王船山能从祀孔庙打下了基础;1876年,王船山从祀孔庙一事由郭嵩焘正式奏请,到1908年最终成功入祀两庑,经历长达30年的争论,其间曲折的过程映射了同治、光绪年间政治、文化的转型图景,对后来船山思想的经典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周敦颐从祀孔庙历程考

周敦颐在去世一百多年后成功从祀孔庙,其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北宋到南宋前期黄庭坚和胡宏从人品和思想方面极力推崇颂扬周敦颐,南宋以张栻、朱熹、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的理学家,从文献、理论、政治方面提供了准备。在金国、蒙古持续推行汉化,寻求法理正统的倒逼下,南宋朝廷不得不参与到对外文化论战中,而道学是合适的思想武器。虽历经绍兴学禁和庆元党禁的压制,周敦颐最终在1220年获赐谥号,并于1241年与其他四位道学家一起成功获得从祀。这标志着朝廷在政治上肯定了周敦颐思想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枢纽地位,为之后元明清三朝濂溪学制度化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因抑制了濂溪学发展的多元性而使其趋于保守。

王守仁从祀孔庙原因浅析

王守仁是明代大儒,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影响至今。他传奇的一生兼有立德、立功、立言的特点,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由于其特殊的贡献得以从祀孔庙,成为官方认定的经世大儒。学界关于王守仁从祀的过程研究较多,但对于其能够得以从祀的原因还少有详细梳理。可从王守仁个人理想、主要成就、外部保障及学说的时代性等四方面来论述厘清这一问题,这对于研究王守仁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

至清季, 明末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地位起伏已历 200余年, 尤其是在光绪末年, 围绕着三大儒从祀孔庙的问题, 朝野上下引发一场激烈争论。他们的地位变化与从祀的过程蕴涵了晚清学术变迁轨迹和思想领域异常活跃的变动, 透露出区域文化权力凸显自身的努力、官方维护正统权威的时代需求以及不同权力间的互动机制。围绕从祀这一事件,展现了不同阶层、权力集团之间以及同一阵营内部对传统的不同诠释与对象征资源的争夺。

王守仁从祀孔庙之争

以王守仁从祀孔庙之争这一典型历史事件为切入点 ,探讨在明代专制统治下 ,王学产生后 ,明皇室对其由禁止、怀疑。

晚清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以三次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活动为视角

船山记忆的复活与船山形象的建构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道风景,也是今人窥见近代思想观念变迁的一扇窗口。晚清以来,王船山先后三次被清廷大臣奏请从祀文庙。在此过程中,船山记忆不断复活,船山形象的不同侧面得到凸显,船山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得到挖掘,船山最终以有利于新政改革的正统儒家学者形象,进入了文庙从祀行列。探讨晚清从祀活动中的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不但有助于推进对船山思想之近代影响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反观近代思想变迁的细微之处。

陈白沙从祀孔庙考

大儒陈白沙是从祀孔庙的岭南第一人和唯一人,陈白沙从祀孔庙的成功为其“真儒”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陈白沙被提议从祀到从祀成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除了各种学术上的解释以外,这个过程交织着各种学术的和政治力量的较量,使陈白沙从祀孔庙事件显得错综复杂。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地区先儒从祀文庙研究

江苏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处于太平军的核心统治区,由于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原因,其地绝大部分文庙被焚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首先着力兴修文庙,江苏地区文庙也得以重修。江苏地区先儒在这一时期得以从祀文庙,可以在春秋丁祭典礼时供士人观瞻,从而成为江苏地区官方教育士民的象征符号。但在外来势力和内部动乱的冲击下,清廷统治已然式微,其妄图通过文庙从祀这一象征符号来达到维系士人信仰之目的亦无从实现。

从“一乡之士”到“万世真儒”:“朱子世嫡”北山四先生从祀孔庙的历史考察

孔庙入祀人物的进退,昭示了历代正统观以及时代汲求的变化。北山四先生虽在南宋至元代获官方尊崇,并在地方祠祀,但婺州士人建构的“朱子世嫡”说法并未得到其他朱学派系以及国家的认可。明初宋濂、王袆等乡后学凭借政治地位将这一说法载入《元史》,使之逐渐成为理学史的主流。明代请祀四先生的屡次失败,说明唐代以来“代用其书,垂于国胄”以及长幼亲疏的从祀标准在明代仍持之甚严。清初的学术环境与雍正的统治策略,促成四人在雍正二年顺利入祀。请祀的挫败与成功,反映了入祀标准由“传经”向“明道”的转变,同时也折射出官方对程朱理学利用的强化以及“治统”与“道统”逐渐合一的历史趋势。

奏成船山从祀并任学社社长的赵启霖

赵启霖任御史时以参劾庆亲王父子而闻名,同时在奏疏中强调向西方学习时要注意保留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他奏请三大儒从祀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将三人"打包"上奏;二是针锋相对驳斥了各种反对从祀的理由;他在民国年间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为学社工作走向正常提供了支持。

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

万历元年浙江乡试的策题--论王守仁的孔庙从祀与浙江王门

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王守仁从祀孔庙终于实现。王守仁从祀孔庙的议论,兴起于隆庆元年(1567),过程曲折,万历三年(1575)暂时停顿。在隆庆六年(1572)和万历元年(1573),王守仁的门人反复上奏请求从祀,刊行《王文成公全书》,积极地从事各种活动。万历元年,因以王畿为首的浙江本地门人的推动,在浙江乡试的第三场策问中,以王守仁从祀孔庙的议论出题,这是一个重要事件。该事件不仅体现了王门士人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王守仁评价的复杂性。

文庙从祀制度考论

所谓文庙从祀制度是指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依照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和对儒学发展贡献的大小,文庙从祀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这一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礼制作为依据,又有后代统治者及士人阶层的大力推动。从本质上讲,从祀制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衍续,但政治势力特别是皇权的介入,使得这一制度本身体现出道统与治统的争斗与交融。

陆九渊从祀孔庙之因果考证——兼陆王关系新探

明代前期象山学日渐隆盛,受到朝野的推崇。在会同朱陆的风潮影响下,象山学的道学地位也得以确立,从而为陆九渊从祀孔庙奠定学术基础。此外,明代前期江西籍士大夫显贵众多;推崇象山学的士人在大礼仪事件后当政,宗朱贬陆者纷纷离任;从祀孔庙的标准发生转变等因素,也促使陆九渊顺利从祀孔庙。陆九渊从祀能够提升与巩固象山学的社会地位,消弭朱陆之争,更重要的是促进阳明学的发展,以及协助王阳明从祀孔庙。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

万历十二年王阳明获准从祀孔庙,是明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却因史籍记载混淆矛盾而产生几个认知上的困难。明穆宗、神宗两朝《实录》、《万历起居注》、《国榷》等书以及当时涉事人物的奏疏等公私文字,在记述曲折的从祀过程时发生了问题。其实,万历十二年廷议从祀之事,主持者礼部尚书沈鲤采纳了不利于阳明的观点、意见,认为阳明所获支持甚少,因而疏请不予从祀,而阳明之终获从祀,则是由于首辅申时行特别向神宗皇帝申说请求所致。廓清各种记述上的时序淆乱,是辨正此事的关键原委,进而说明学者引用明人记述来讨论此事时,不能径以所见作为根据。

论白沙心学从异端到正统——从龟山从祀和弘治科场案说起

明成化、弘治年间,白沙心学兴起,以新的学术方法和观念迅速传播,其从异端而为正统,以两大事件为标志。一是龟山从祀。宋儒龟山先生杨时因与蔡京有关系,后世不得从祀孔庙;明天顺八年(1464)陈献章于春阳台悟道创立白沙心学,成化二年(1466)被太学祭酒邢让称学比龟山,是为"真儒复出",此后陈献章声名渐起;弘治四年(1491),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奏事,要求以学如杨时者为太学师、杨时从祀孔庙以正典祀;弘治八年(1495),龟山得从祀孔庙。杨时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白沙心学被社会正统所认可。二是弘治科场案。弘治十二年(1499),主考官程敏政受白沙心学影响而提倡陆(心)学,因试题的心学倾向,遭到朝野反对势力围攻,虽然事件使程敏政致仕,但白沙再传弟子伦文叙得中状元,科场案使白沙心学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