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大工:1931—1932年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初探

1931年8月,江北运河决堤并引发水灾。灾情发生后,江苏省政府组织成立了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负责实施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在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的领导下,运河大堤的堵口和修复工作先后完成。江北运河善后工程为两岸民众重建了安全屏障,为后续的运河治理打下了基础,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工程的兴办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1938年八路军基层干部参会情况探析——以《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为例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开会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重要路径之一,具有传达指令、传递消息、宣传教育等功能,在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恩茂作为三五九旅政治干部,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参加会议的情况。“会多”是王恩茂参会的重要特点,表现在会议数量多、会议类型多、累计时间长等多个方面。从王恩茂的视角可见开会在军队政治教育、坚定官兵理想信念、增强军队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个案探究抗战时期政治工作,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细节的认识。

新马华侨对1931年大水灾的筹赈与影响

1931年国内大水灾波及16个省份,造成极大伤亡及损失。此次水灾在新马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新马华侨建立起各救济祖国筹赈会,通过开展游艺筹赈、直接捐款捐物、劝捐劝卖等活动以赈济祖国水灾。新马华侨捐赠大量钱财与救援物资,此举不仅给祖国水灾救济注入一剂强心剂,展现新马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改善了外国人对新马华侨不团结的轻视态度,对华侨内部社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续九一八事变反日救国运动奠定基础。

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释读--兼及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国民公报》中郭沫若相关文献的考释

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已形成共识,如新版《郭沫若全集》的启动,和《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的出版,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文化史的学术建构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即基于这样的文献目标,努力钩沉相关文献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呈现郭沫若作为文化人与社会人的“一般性”,这就不得不提到《国民公报》上的郭沫若文献。论文以1938年1月11日至1939年1月29日《国民公报》的15条郭沫若文献为基础,对《郭沫若年谱长编》缺漏或不详条目作了“增补”,并以该报1938年6月24日、25日连载的傅襄谟采访郭沫若之《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文献,还原郭沫若战时初期(1937-1938年)的文化思想,这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作为横截面的1938年郭沫若之抗战思想。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

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

《1938年农业调整法》与常平仓:美国当代农业繁荣的保障

194 0年初 ,美国农业终于结束了长达 2 0年的萧条 ,至今仍保持着丰裕的农业生产局面 ,而奠定这个基础的制度因素之一是《1938年农业调整法》。这项法律的核心内容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作者的研究揭示出解决当前我国的农业问题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农业制度建设经验 ,建立我国相应的农业稳定制度。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工作报告(1937年8月—1938年2月)

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 （193年8月13 B—1938月2月15日） 第一章 本会成立经过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还,平津相继沦陷,淞沪一带,风云紧急,一夕数惊,战事有一触即发之虞。华洋义赈会鉴于上海一旦卷入旋涡,战区人民,必致流离失所,呼吁无门,爱于八月四日召开董事会,讨论救济办法。当经公决联合各善团通力合作,以厚实力,并推定顾吉生、陆伯鸿、朱吟江、饶家驹、柏韻士等五君,分向各善团接洽,当时深蒙各善团赞许,允予合作。翌日,华洋义赈会乃邀集各善团开联席会议,应邀出席者计有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卐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华洋义赈会等六团体代表十一人,经议决为应时势之需要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共谋救济工作,以收群策群力之效,同时并邀请各国驻沪领事、各国商会暨上海各公团,一致参加筹备关于组织国际救济会之一切事宜。其时,平津方面。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东北流亡文学与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1931—1945年)

抗战时期(1931—1945年)的东北作家文学,存在着"流亡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两支流脉。面对中华民族被欺凌的历史事实,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表现出共同的反帝诉求,但由于他们分别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其反帝表达又有直抒胸臆和隐晦曲折之别。对于五四文学的另一大传统——反封建主题,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的开掘路径也并非一致。在作品的题材处理上,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基于各自的创作语境、阅历心态、政治理解等因素,对于战争、乡土、胡子、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了角度不同的书写。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述评

花园口决堤从提出到决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和权衡。尽管参与议论的人员很多,具体的建议内容也形色各异,但在以水代兵、阻敌自卫的立论上却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抗战开始前法肯豪森的最初动议是基于对日军的强悍性和日本侵略中国战略步骤的综合判断;徐州会战前夕陈果夫未雨绸缪的建议则表达了中国对日军野蛮性的直观感受;而徐州会战期间忽然高涨起来的决堤呼声却是对日军进攻路线多维思考和对日军可能先发制人的忧虑日深的表达;豫东会战严重失利时断然决堤,显然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和战场意识,尽管有些仓促,却也含有诸多决然和悲壮。花园口决堤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惊慌失措的被动反应。

史迈士呈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致贝克函一组(1937年12月～1938年5月)

1、史迈士致贝克函 (1938年5月28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你向汤姆生大夫询问我会工作情况。下面我们对你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1.机构名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2.办公地点:目前在南京宁海路5号,自6月1号日起,改在天津路3号。 3.受照顾难民人数: 12月份战争一爆发。

1931年汉口水灾述论——基于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仲夏,持续近两月之久的水灾令武汉三镇"顿成泽国",其中尤以汉口为甚,整个被浸"水中数尺至丈余"。当时诸多报刊纷纷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内容涉及汉口水灾的灾情纪录、原因探究、影响分析及各个层面作何应对等诸多方面,及至灾后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可谓真实再现了当年汉口大水的惨状。梳理和探究这些报道、评论,对于当下而言亦不无警戒和借鉴作用。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

1931年江淮大水之后的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最终,政府借助于行政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缓解了灾区粮荒,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