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与隐的千古纠结——论古诗文中渔父儒道合一的二重意象

诗文中的“渔父”意象,古已有之。本文选取古代韵文中典型的“渔父”意象进行分析,从中得知,在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透视出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并试图阐释体现在“渔父”身上的“儒道合一”的二重性。

文化视域下的仕与隐──王维的心态及诗风嬗变

盛唐诗人王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的重点是王维的性情思想和政治倾向;如今,人们更多关注的则是他与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关系。以王维一生的几次仕隐为切入点,探析诗人深层的心理流变过程,系统揭示其多元化生命意识形态及其诗歌所蕴涵的丰厚文化底蕴。

浅议吴文英词中仕与隐的思想

从吴文英的具体作品入手,分析词人"仕"与"隐"的思想。吴文英一生虽非仕非隐,但"仕"在吴文英思想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词中表达的痛苦往往与作者不能实现人生"怀抱"的愿望相关。

由《将进酒》品读李白的仕与隐

一直以来，中学语文教学涉及李白时，都给他冠之以高傲、鄙视富贵等一系列词语。但是，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李白其实是一个积极向往建功立业的人，高傲、鄙视富贵等词并不能让学生理解真正的李白。我在教学之中也深感学生有对李白鄙视富贵与积极入世两种不同心理的困惑。本文就借《将进酒》品读李白的仕与隐。

试论孟浩然的仕与隐

孟浩然以其清高的人品和诗品受到当时和后代文人士大夫的景仰,在他思想中的隐逸情怀虽很浓厚,但这并非他思想的主导;身逢盛世的他埋头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能中举登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终因落第而回乡隐居;孟浩然的隐逸除了受到当时时代风尚的影响外,还与他的个人遭际密切相关。

从《闲居赋》看潘岳仕与隐的矛盾——兼论潘岳的人生悲剧

西晋文人潘岳热衷功名,对权贵甚至"望尘而拜",但在其作品《闲居赋》中却又高蹈出世情怀,人与文看似矛盾。其实,只要我们细读《闲居赋》,仍然能在作品中看到潘岳对仕与隐的矛盾,其文也并非矫饰。而其人生悲剧的酿成是黑暗的政治使然,也是当时思想主潮和他的个人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析郑谷仕与隐的矛盾彷徨

以一首《鹧鸪》诗被人雅称"郑鹧鸪"的郑谷,是唐末宋初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诗人。置身唐末昏暗动乱时代,郑谷既无法实现济世理想又难以真正高蹈隐逸。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彷徨,使他只好醉心于诗歌。把诗歌作为科举"成名"的工具,走上为科举而科举之路;把诗歌作为后世"垂名"的工具,试图通过诗歌实现儒家"立言"的人生价值观。同时又通过终生吟诗赋诗、结交僧侣逃避在诗歌王国、禅静世界中以求暂时的解脱。文章结合唐末世风、诗风,指出郑谷既无法实现济世理想又难以真正高蹈隐逸的矛盾人生观。

乃贤诗中仕与隐的冲突研究——以意象为核心

仕与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是古代文人选择的两种人生格局。仕与隐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的交错冲突一直存在于士子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元末异域文人乃贤诗歌作品中仕与隐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既有出仕为官、报国济世之志，亦有归隐山林，乐享田园之趣。从诗人诗歌作品中的意象选择，我们可以窥见诗人仕与隐的矛盾心态。

孟浩然人生的三个阶段和仕与隐的双重矛盾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之一,他参加科考,追求仕途,却隐逸终身,以隐士而流芳后世。本文以分段的形式考察孟浩然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

“笑”中初探杨万里仕与隐的矛盾

谐趣诗是杨诚斋诗中一类独特的诗作,对日常生活画面的叙述中蕴含着新鲜和趣味,仕与隐的矛盾又贯穿始终。作者在谐趣诗中"打趣"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表现出对田园的向往与对官场的厌恶,透露出内心的挣扎。

仕与隐,一把解读陶渊明的钥匙

陶渊明是学生接触最为频繁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在初高中教材中入选有四篇：《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一》《饮酒·五》。陶诗文清新自然，弥漫着淳朴的山野气息，引人入胜。在红尘滚滚日益喧嚣浮躁的现代，学习陶渊明的诗文就更显得意义非同寻常。的确，陶诗文...

仕隐两难朱敦儒

通过对朱敦儒词作的欣赏解读可以窥探到词人的心路历程,可以窥探到处于特殊历史时期词人内心的仕隐之痛。

斯人真有道:赵孟頫的仕与隐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又称赵松雪)早年隐居故里,苦研学问,沉浸于诗文书画之中,从名儒敖继公学习经史,向钱选学习画法,才华卓著,被誉为“吴兴八俊”之一,为夹谷之奇所激赏。夹谷之奇出任吏部尚书后,力荐其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赵氏以诗婉拒。

江湖诗人与“‘仕隐’传统”的分离——古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与文人创作主体意识的催生

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基本生活方式是:仕与隐。但南宋以姜夔为代表的江湖谒客游谒权门,既不愿走科举之道,也不愿枯守山林,从而成为一个既非"大隐",也非"小隐"的非官非隐的群体的现象,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传播可以经过艺术市场的中介来实现,受到艺术市场的价值规律的支配,来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封建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与"仕隐"这一传统意识发生了分离,艺术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独立人格的前提。

仕隐之间——元末顾瑛的一段心路历程

顾瑛并非天生就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隐者,他早年有荣进之意,周旋于达官时贵之间,并佐父经商,光大门楣。中年曾壮志报国,却英雄失意。晚年避世叹隐、旷怀自逸。尽管顾瑛前后有数次却聘经历,但并不代表顾瑛自始自终以隐士自居而毫无事功之心,一味离世。顾瑛也曾心系传统的修齐治平情节,期望经世济用,只是恶劣的时代环境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舞台。顾瑛忠其一生,最终的退隐不能看成是对元庭的背弃,而是一种自全于乱世的不得不尔的选择。

进退之咏——从许浑诗歌中的历史人物看许浑的仕隐矛盾

许浑是晚唐的重要诗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心乐田园之士,本文从其诗文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出发,以管窥诗人在"出"与"处"矛盾中的煎熬,从而求得其思想中的主流部分,以还原一个真实的许浑。

陶渊明仕隐心态试绎

仕与隐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条人生道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他六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隐而仕,仕而隐,在这两条道路上反反复复地叠印上了自己的足迹。这深深浅浅的足迹昭示了一个不得安宁的灵魂,怎样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挣扎、咏叹,备受痛苦的煎熬;又怎样试图超脱痛苦,走出心灵的困境。追踪陶渊明的足迹,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多色调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看到一个立体的、更接近真实的陶渊明。

做官与做人——评王德保《仕与隐》

做官,还是隐逸,是中国古代"士人",亦即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必然选择。他可以选择做官。也可以选择隐逸,但就是不能不选择。因为这种选择既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业文化行为。只要他生活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只要他是一位读书人,就宿命般地决定了他别无选择。王德保博士的《仕与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