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涵化——清末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研究

仕学馆作为京师大学堂最初设立的附属机构之一,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近代大学制度移植进入中国时的生动样态。为了实现"人才速成""冀收实效"之目的,仕学馆的构想与创制都基本效仿日本的"速成科"。作为法政专科,其核心课程涵盖西方政治学、法律学与经济学等内容。该馆的主要培养对象为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京员,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等。仕学馆在开办过程中屡受科举制的制约与影响,但是它也不断地解构着旧有制度,回应与改变着本土社会政治结构,推动其培养官员的趋新转变。大学制度的设立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作为一个剖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所发生的转变历程。变革需要移植,但更需要涵化,既能生长于传统,也要适应于未来。

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员的入学、分流与就业

仕学馆是1902年张百熙重建京师大学堂时奏准开办的两大速成科之一,以在职官员为教育对象,12月17日开学,1906年毕业后不再招生。该馆通过考取、师范馆拨入、译学馆拨入等渠道,共招收80名正式学员及若干听讲员。正式学员中有5名未入馆,其余通过拨入译学馆、出洋、获职得差等各种途径分流,最终参加毕业考试者34名。毕业学员为各衙门争相罗致,主要就业方向一是丙午改制前后成立的各新设机构或诸如大清银行等新兴事业部门,一是各地法政学堂;民国成立后学员任职主要向法律界集中,其余学员或继续清末事业,或选择了退隐。由仕学馆招生、毕业、任职情况可以看出,该馆政治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作为清末开官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清末新政与民初法政建设提供了部分生力军。学员通过学习实现了就业途径的多元化,在社会竞争中有了一席之地,可谓"预流"了社会发展大势;其辛亥前后任职路径的延续与断裂见证了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宏大脉络。

再造“已仕人材”:京师大学堂仕学院的开办缘起与影响

教育与改造“已仕人材”,是甲午战后国内提出的应对举措之一。京师大学堂仕学院应运而生。“仕学院”较早为花之安介绍德国学校时提出,大致相当于高中层次的一般政治学校,在华传播过程中却被层层拔高,于戊戌时期成为以招考官员为主的最高教育机构。清末新政时,承其余绪的仕学馆办学层次有所降低,其社会影响却在实际运作中不断扩大。戊戌仕学院与清末仕学馆均主张“中学当已通晓”的官员以西学为主课,这在清末新式学堂强调“中体西用”且尚未完全建成的情况下,成为西学教育最为集中的场所。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让官员学习的特殊学堂体系。“民之守牧”“已成之材”亦须学习西学,何况普通士人?这种人人均需重新学习的观念与实践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形成了冲击。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学术折射——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与学系的建立

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专业和学系的建立与形成,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教育和学术的基础,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更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学术折射。本文通过对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系和学科建立的历史考证,从挖掘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系与学科建立的细节中观察其与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西学东渐等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重大事件存在的可能关系,以及这一学科建立前后中国官方、知识界以及社会的态度,为探讨这一学科与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系提供了前置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