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仕宦与戏曲编创之关系

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高峰,大批具有进士身份的文人参与,是这一时期戏曲繁荣的重要因素。进士是文人集团的核心群体,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审美能力,他们涉足剧本的编创和消费活动,使晚明戏曲呈现出独特的文体风貌与时代特色。对晚明进士曲家的役籍与仕宦这两个群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寻绎进士参与戏曲编创的原因,探析进士戏曲编创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更清晰地观照到进士曲家对晚明戏曲创作的独特贡献。

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

东汉学者王充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郡五官掾、州从事等职务,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但王充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东汉初,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包括经学水平、道德品行、行政才能,以及家庭出身、长吏好恶、乡里口碑等,王充在这些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是以升任朝官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命论”等思想的形成,深刻影响了王充的思想体系。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的教学研究——以“仕宦”与“婚姻”两个角度为切入点

较唐朝而言,宋代的农业发展成就突出,手工业发展有很大的进步,商业经济走向繁荣,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如何整体把握这一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呢?历史教师不妨以“仕宦”与“婚姻”这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由此展开探究,构建知识体系。

宋明仕宦对岭南文化的建构:以张九龄为中心

宋代以前,岭南一直被中原士人视为烟瘴荒蛮之地。宋明时期,岭南仕宦围绕张九龄这一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张九龄文集,建立祠庙,附会各种传说,阐释其忠孝两全、才华横溢的光辉形象,以此改变中原士人对岭南历史的刻板印象,树立岭南社会早在唐代已开化的新形象。

中国古代仕宦官员“丁忧”制度考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仕宦官员“丁忧”不仅事关其孝道操守的官场道德评判,而且与其仕途任职乃至官场政治风云变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仕宦官员“丁忧”对古代官场社会所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丁忧”普遍与官场仕职变动相联系,直接引起丁忧官员黜陟迁转的仕宦命运变化;其二,围绕丁忧过程中的“夺情”起复,官场权力倾轧与派系政争波澜迭起,往往导致高层权力纷争势力的此消彼长及人事变迁;其三,仕宦官员面对“丁忧”与“夺情”的两难取舍,屡屡引发古代官场“忠孝不两立”的尖锐矛盾冲突。由于仕宦官员“丁忧”始终与其仕宦命运相联系,因此,原本“丁忧”尽孝的人伦道德行为,一旦付诸官场人事实践,必然被打上浓厚的官场政治印记。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

三槐王氏家族是宋代颇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本文着重从仕宦、婚姻、文化成就等方面分析了其社会状况。作者认为,在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宋代世家大族只有以“忠信仁厚”的家风为基础,家族成员能较好地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努力进取,才能使地位得以维持。

明代晋宁唐氏家族科举仕宦成就考述

明代晋宁唐氏家族瓜瓞延绵,人才辈出,连续六代成员不断在科举、仕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科举则不乏举人、进士,仕宦则多能吏、清官,从而成为云南文化家族中的非凡代表。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科举盛行,山东地区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由科举起家且长盛不衰的仕宦大家族。这些大家族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及山东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山东仕宦家族都留下了厚重的家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些家族文化的精华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

旌表烈女是明王朝在乡村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地方官绅借机向朝廷表达宣传教化取得成效的一种方式。明代广东仕宦通过舆情鼓噪为村妇庄氏成功地争取到朝廷的旌表,并为庄氏修墓、建祠及坊表,引起更多士人参与到书写庄氏故事的行列,向全社会传达王朝教化在海疆社会的成效。庄氏也成为社会大众接受王朝教化的象征符号。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明清时期山东出现了众多的以科举起家、延续数代长盛不衰的仕宦家族,这些家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仕宦家族兴盛与其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是分不开的。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今天仍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值得人们去总结研究并加以宣传借鉴。

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强烈到淡薄的发展过程。弘治十四年以前,他的仕宦意识比较强烈,这主要与其少年教育、仕途经历、君臣关系有关。之后,这种意识逐渐淡化;至正德间,已非常淡薄。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点:功成身退思想之影响;体弱多病,痛失爱子;朝政昏暗,对国事彻底失望。正德间,东阳不能去位,并非迷恋相位,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能屈能伸,舍弃一已私利之境界。无论如何,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正确把握李东阳仕宦意识之变化,有助于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宦海名臣 文坛宗匠——评卢见曾的仕宦经历、兴教倡学和诗文成就

清代文坛和官场曾出现不少山东德州籍名人，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卢见曾即是其中之一。卢氏在雍正和乾隆两朝宦海沉浮近四十年．先后在扬州两任两淮盐运使，并在学术和文坛颇有建树，深得时人称赞。沈起元称誉：“余同年卢子抱孙，山左名士，擅诗歌，通古今，抉理治事，如昆刀切至，庖丁解牛，

冯楫的仕宦生涯和崇佛活动

冯楫是宋朝的高级官员和著名佛教居士 ,《宋史》缺传。但在现存国家级、省级等历史文物中留有故迹和铭文 ,也有一些零散的文献资料。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少有论述。本文对冯楫被称为“冯大学”补充了新的资料 。

南宋江湖派诗人姚镛仕宦考

南宋江湖派诗人姚镛的仕历,古今文献的记载较为疏略,仅知他系越州剡溪人,曾任县尉、吉州判官,后擢为赣守,因忤帅臣而贬谪衡阳。考其所著《雪篷稿》及其交游的著作,可探知他还任过万安县令、赣州通判等职,其被劾贬衡阳,官方与民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某些文献关于他的仕宦记述有诸多失误,包括"掌教黄岩县学"之误载。

官服·仕宦·心态——论白居易的官服书写

在唐代政治制度、礼仪制度、社会风貌和审美格调影响下,官服成为文学作品常见的书写对象。官服是品秩、身份、地位和角色意识的外在象征,在文人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唐代文人中,白居易的官服书写极具代表性,涉及官服佩饰、服色,以及借服、赐服、典服等特殊的官服现象等,构成了唐代礼制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服承载着白居易初入仕途时进取与不甘、迁谪起伏时喜忧参半以及晚年退隐时厌宦与知足等复杂的仕宦经历、角色意识和心态变迁,形成了在服饰文化传统、政治统治力量以及官本位意识作用下的多元仕宦情结,体现了复杂政治生态下中唐文人的角色抉择与挣扎,在丰富诗歌内容,增添诗歌韵味,强化诗人情感之外,为中唐诗歌的多样书写开拓了新的领域。

杜甫“诸葛诗”与其仕宦心态

杜甫一生写了二十多首“诸葛诗”,从这些“诸葛诗”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杜甫审视诸葛亮的角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与他自身仕宦心态的变化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杜甫在“诸葛诗”中感情的变化就是他自己仕宦心态变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晚明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仕宦生涯--以万衣为例

迄今有关明代士大夫的研究,集中于一些最著名的士大夫身上,而人数众多的一般士大夫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与实践,及其所处政治生态环境与仕宦生涯,往往不在研究视线之内。本文着意于视线下移,对明代江西九江士大夫万衣的仕宦生涯进行考察。万衣为官20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足迹遍历滇闽楚豫,心系百姓,抵御倭寇,廉洁奉公,政绩显著。本文聚焦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政治生态环境,追寻万衣的官场事迹,探索其罢官真相,为有关嘉隆之际政治生态和晚明官场的复杂性的研究提出新的细节情况。

论查慎行的仕宦诗

查慎行的仕宦诗,记录了诗人十年间的仕宦人生历程,抒发了诗人对宦海风波的切身体验和深刻感受,同时也对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进行了艺术的纪实性的描述;艺术上笔法老辣,含蓄蕴藉,意境高远,语言精炼而贴切生动,是清诗研究中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