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形象的“他者化”与“自我他者化”探微——从中外视觉艺术中的“眯眯眼”谈起

艺术中的“他者”形象有时不是直接依据客观真实进行塑造的,其间既有带着偏见的丑化的形象,也有出于认同的幻想的形象。“他者”形象的塑造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对“他者”的误读、扭曲、美化往往与本土艺术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地缘政治、话语权力分布及文化认同程度关系密切。我们应当尊重真实、客观地反映生活的作品,反对其他族群视觉艺术中隐含着的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歪曲表现,同时应能判析本国视觉艺术中是否存在“自我他者化”的倾向,并展现出真正的原创力,创作出切实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作品。

反“他者”与“自我他者化”——新世纪华语电影中中国形象的建构

电影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在塑造、传播国家形象的作用日益突出。然而,在西方文化强势输入下,影视中中国国家形象在自我构建与顺从他者视域中博弈。本文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分析新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华语电影中构建的多种中国形象,研究反"他者"与"自我他者化"的倾向,探讨电影创作在解构或建构西方既定权力话语中的作用。

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文学的厌乱书写与自我“他者化”

厌乱书写是非洲文坛的显著特征,这既有历史创伤原因又是现实困境使然,21世纪津巴布韦黑人英语文学便是其典型代表。在“津巴布韦危机”的影响下,该国黑人英语文学中的厌乱书写揭露了管理阶层的贪腐无能,展示了社会系统功能紊乱后的乱象丛生,描绘了国家衰败导致的黎庶涂炭。对问题和暗黑的聚焦与放大固然是津巴布韦社会横剖面的文本表征,同时也是该国黑人英语作家内化西方凝视非洲的视角后将母国自我“他者化”的结果,并在有意无意间固化了外部世界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就津巴布韦黑人英语文学中的厌乱书写展开分析,对于探索第三世界国家文学创作和批评如何抵制“他者化”的西方文学消费机制具有启示意义。

自我他者化:边地影像的诗学过渡与平等悖论

"边地影像"是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纪录自身的非虚构创作。在朗西埃"可感性的分配"美学理论视野下,边地影像体现了题材选择的一视同仁和人性的解放,以平等维度的引入开拓了其艺术与政治价值。透过"自我他者化"的艺术操作,它改变边地的可感性的分配秩序。"客位视角"到"主位视角"和"参与拍摄"到"独立创作"的过渡所释放的乡野表达,成为评测其诗学力量的关键质素。同时,围绕"差异性"展开的影像再现常常导向"微小差异的自恋",并在言语的过度中营造了某种"圣化构想",进而使其差异政治悖论性地生成了新的可感性不平等。

文化视域中的城市文学写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写作中有一个若隐若现且一以贯之的倾向就是"文化化"。如果说,在80年代文化是作为政治的他者而显示其价值,到了90年代文化则成了市场化时代抵制市场的退守物。文化在城市写作中常常成为某种隐喻或象征,城市景观的独特性并不能真正得到呈现。这一状况在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的小说写作中有明显的改变,其表征即"去文化化"。"去文化化"表明的是一种反讽的、审慎的和"自我他者化"的倾向,一种跳开或突破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努力,其不仅在小说创作中彰显出来,更是理论探讨所亟需面对并要解决的问题。

流动的乌托邦——谈樱井大造的跨东亚帐篷剧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

本文从乌托邦美学的框架出发,考察樱井大造带来的跨东亚帐篷剧文化现象,探讨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帐篷剧的戏剧美学形式。帐篷剧其实是一种流动的乌托邦,对于当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逻辑带有一种批判,其美学化时空,以及'他者化自我'的戏剧创作和展演过程,打开了演员与观众身体的想象力,创造了主体再构造的可能,最后形成共同体的新想象,于是,在情感与劳动的双向作用中,我们看见新的乌托邦在地平线浮现。

张君劢与“阳明学”的旅行

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晚年致力于儒家哲学的建构与弘扬，尤为推重阳明学。他对阳明学的研究在跨文化的视角中展开，重视其理论在旅行中的变形与影响。通过中日比较，张君劢一方面肯定了日本阳明学“长于事功”，批评了中国阳明学“陷于枯禅”，强调了阳明学在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阳明学能补日本“短于理论”的缺陷，发展出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哲学理论。然而，在他的具体阐释中，无论谈论日本还是涉及中国，西方理论始终是无所不在的参照系。在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中，张君劢用“理性主义”解读孟子的学说，用“唯心主义”改造禅宗的内涵，又将二者看作阳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直觉主义”哲学体系。张君劢的这种建构是用西方理论阐释和剪裁儒家传统的结果，是一种“自我的他者化”。由此，现代新儒学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值得反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