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的根基是超越性的抑或内在于世的?——论沃格林对洪堡大学教育理念的批评

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强调人的自主性及内在力量,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的沃格林认为,洪堡的这一教育思想实质上是对超越性存在根基的疏离,将人自身作为根基会导致精神的自我封闭而非开放,如此的大学教育会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严重的精神失序。洪堡与沃格林争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存在根基的性质。洪堡否定超越性的存在根基,认为存在根基是内在于世的,并由此认定个体内在力量的成熟而生发的自主性是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沃格林则坚持存在根基的超越性,认为人性本质存在于对这种根基张力的体验和参与中。检审双方各自的理由,沃格林对洪堡的批评本身值得深思,亦可给当下大学教育带来重要启示。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资本逻辑的双重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新视域,进而开辟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道路。透过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域,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有着理论原则、本质导向、文明形态上的内涵意蕴,同时在这一理论视域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现实路径仍遵循着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

《资本论》潜在界分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

《资本论》及其手稿基于人的类本质要求,把劳动潜在界分为内在性劳动、外在性劳动环节。前者即劳动者在精神中,为改造劳动对象供给根据与精神动力保障的劳动;后者即基于前者生产预期产品的劳动。二者纵向贯通并相互构成,显现为自由属性与必然属性两个层次。完整和持续演进的劳动展现为四个递进性阶段:以生产改造劳动对象所依赖的精神保障为主题的第一阶段,显现为三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内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改造劳动对象为主题的第二阶段,显现为两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外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物化劳动为主题的第三阶段,显现为无地位差别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凝聚成的物化性劳动形态,这三阶段递进性展开,构成一个劳动周期;以上下劳动周期继承创新为主题的第四阶段,显现为跨周期性内在—外在融合性劳动形态。上述四阶段递进性展开,共同构成内、外在性劳动内蕴的劳动一般机理。内、外在性劳动范畴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的出场,启动了唯物史观双重转向进程,深化了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认识,超越了传统脑体分工理论,促成了劳动理论传统资源创造性整合。

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获得和确证其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关键环节和逻辑枢纽,就在于在区分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模式的基础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又突破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又突破和超越了现代化建设的“西化模式”,遵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而又突破和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深刻回答了世界现代化之问,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深刻改变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格局和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其超越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逻辑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自我超越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无意取代、反制、颠覆西方现代化,也无意在世界上推行自身,而是主张尊重各国选择自己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权。

追求文化理解中的灵与慧——费孝通晚年思想中的一次超越性自觉

1999年2月7日,费孝通在一次与后辈同事的谈话中指出,在学术研究上如何能够有超越性自觉,以此来警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那种少有深度思考而至思想过度平面化的倾向。这是面对世界之变而有的一种超越性自觉。他为此强调“脑筋要跟得上”,要有一种意识自觉,要学会一种搭出来的方法论。为此要超越于原有那些已经成型并设定好的既有边界,实现基于反思而有的新创造。费孝通试图引领年轻一代的研究者重新看待实现人群之中灵性沟通的象征意义,追求超越性的灵与慧的真实存在。这属于人所拥有的象征以及基于象征性而有的意义表达,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人的悟性理解能力,其跟人的大脑中所储藏着的那些“灵”和“慧”的存在密不可分,而“灵”和“慧”的存在本身造就或体现出了人的悟性或理解的发生,这是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面对世界新发展格局时所需要的一种超越性自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超越性的三重维度——兼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超越性集中体现在比较视野的坐标之中,即一方面从古今维度而言,实现了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超越;另一方面从中西维度而言,实现了对现代西方文明形而上学困境的历史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上述二元历史超越性,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基本原因。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之上,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文明创造之间产生了双向互动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具备深厚的文明根基,同时也以其显著的中国特色推动传统文明不断走向现代。二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坚持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方法,既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现其“两创”,同时又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汲取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分,使经过现代化转型的传统文明与被赋予鲜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实现深刻的化学反应,进而生成具有复合型特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样态。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封闭的自我实验,而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性实践,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为我所用,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厚历史超越性特征的彰显提供了外部保障。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超越性,有助于深入展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特征与超越性分析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探索中国特色民主发展规律的创新成果,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和形式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民主实践的必然结果。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人民性、真实性、制度性、有效性的学理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鲜明的超越性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超越了以资本至上的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主张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超越了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的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超越了空有程序而无实质的西式民主。

论“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性——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关系讲起

对“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的论证必须从外在性的反思走向内在性的反思。马克思在对待自身文化传统时,走的是一条内在性的超越之路,他的这种内在性反思最终凝结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个结合”之所以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国旧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创造,恰恰因其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了一种内在性的结合。同样,“第二个结合”并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抽象的、外在性的嫁接,而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着眼于当前的主要问题和任务,着眼于社会主体的解放和发展需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引领时代的新文化力量,不断推进人的解放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价值导向与超越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是赋予中国以革命的方式为现代化打开了通道,并进一步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引下的现代化道路,是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丰富的社会主义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解构“历史终结论”的同时,也揭示了“文明冲突论”的缺陷,为人类社会跳出“国强必霸”的历史定律提供了可能。

中西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实践开创出的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人民至上的本位逻辑,创造性地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物化逻辑;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超越了唯我独尊的霸权逻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创造性地超越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机械自然观。中国式现代化以具体的历史实践寻求解决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所遭遇的人的价值主体异化、多元文明冲突、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内生困境之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超越性正义理论:逻辑前提、核心论题与理论特质

正义何以被需要,即正义的环境是什么,正义的“超越性”如何理解,超越性正义理论有何特质,这是马克思主义超越性正义理论建构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建构马克思主义超越性正义理论应以重释休谟-罗尔斯提出的“正义的环境”为逻辑前提,把物质资源匮乏与人性偏私看作正义超越的对象而非正义永恒的基点。马克思主义超越性正义理论之“超越性”是指超越不正义的社会现实、超越具体的正义原则与观点、超越正义本身。由此,正义的现实化、正义的边界、正义的消亡构成马克思主义超越性正义理论的核心论题。马克思主义超越性正义理论的主体内容呈现出“正义的环境”的复杂性、正义评价与实践主体的动态性、正义规范尺度的历史性、正义关涉领域的贯通性、分配正义原则的交替性、正义社会的可经验性。

论马克思实践活动原理对意识内在性原理的根本超越

意识内在性原理是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马克思指明了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逻辑进展,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批判,在于马克思通过实践活动原理根本克服了意识内在性原理。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原理,不是从自我意识出发去贯通外在对象,而是对象性的客观物质活动,由此它彻底走出了意识内在性原理。马克思实践活动原理内蕴着双重批判,是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一致和辩证统一,因此不能只从形而上学批判维度来定位它。否则,就不易切中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真精神。

从老庄美学探析山水画的审美超越性——以郭熙《林泉高致》为例

老庄思想对山水画的塑造尤为重要,对山水画的美学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山水画发展至宋代已达全盛,尤其表现为理论的高度成熟。郭熙的《林泉高致》就是一部专门探讨山水画的理论著作,提出了“可游、可居”“三远”“身即山川而取之”等画学理论,代表了北宋时期山水画的审美标准与美学追求。以老庄美学解析《林泉高致》的画论思想,可见北宋山水画的三种超越性指向,以及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资本至上与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

西方式现代化荆棘丛生,在以巨大物质财富彰显人类理性力量的同时,也召唤出脱缰于人类控制的“魔鬼”,滋生出人性与物性互丧、财富与贫困共生、解放与奴役相伴的三重悖论。资本增殖本性的先天存在、资本剥削关系的长期存续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普遍遮蔽是造成这些悖论的根本病因,它们构成了西方式现代化“资本至上”的逻辑,昭示出资产阶级国家“成也资本,败也资本”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体现在“人民至上”的内生优势上,它是以人民利益驾驭资本增殖、以共同富裕打破剥削关系、以人民幸福摒弃资本精神的现代化新路,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前景。

比较视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来源与超越性意义

领导力量问题是现代化微观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其作为政治分析领域的首要因素,关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及其实际成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由资本持有者或国家权力持有者作为领导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相比于其他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既来自历史的深刻启示与文化的深厚滋润,也来自稳定的发展规划与全面的组织建设,但最根本的来源则是科学理论的指导与伟大理想的感召。基于由此形成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坚持人民至上、独立自主、胸怀天下和敢于斗争,进而致力于以满足多数、自力更生、惠及世界、协调发展超越西方现代化构筑的一系列逻辑。

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承继性与超越性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承继性与超越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谱系中,一方面,马克思 共同体思想、列宁国际主义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相继的“源”“流”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过程 中的重要思想链条,具有历史承继性。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是在吸收和借鉴以上思想精髓的基础上进行 的理论集成创新与历史超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融会贯通与时代升华。从理论功能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现实实践性与理想趋向性的有机统一;从价值基点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共同价值为基石的新型价值观的有机 融合;从呈现方式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话语与普遍性共识的相互交融。深刻把握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历史承继性与超越性,对于全面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和价值意蕴、加快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路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和超越性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分为若干宗派:天台、唯识、律、净土、华严、禅等等。至唐以后,其他宗派均先后衰落,而禅宗的影响越来越大,终至独秀,究其原因或有许多方面,但就禅宗更能体现中国哲学以“内在超越”为特征这点说,似应为研究者所注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有其宣扬教义的经典、一套固定的仪式、需要遵守的戒律和礼拜的对象等等,但自慧能以后的中国禅宗把上述一切都抛弃了,既不要念经,也不要持戒,没有什么仪式需要遵守,更不要去礼拜什么偶像,甚至连出家也没有必要了,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靠自己一心的觉悟,即所谓“一念觉,即佛;一念迷,即众生。”这就是说,人成佛达到超越的境界完全在其内在本心的作用。

论儒家德性涵养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及其关系

儒家德性修养的核心目标在于道德主体的挺立和道德人格的成就。道德主体的挺立即"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担当精神之挺立;道德人格的成就,即以成就圣贤人格为最高追求。道德主体的挺立和道德人格的成就,彰显了儒家德性涵养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所谓内在性即以人之所以为人的仁性或善性作为道德修养的内在依据和内在动力;所谓超越性即以至诚无息於穆不已的天命天道作为道德的超越依据和终极支撑。在儒家德性论中,天命即性,性即天命,或者说内在性即超越性,二者是天人合一之道德本体的一体两面。

列维纳斯和米歇尔·亨利:“超越性”和“内在性”之争

列维纳斯主张超越性哲学而米歇尔·亨利主张内在性哲学,表面上看二者的哲学是对立的,但实质上他们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其一,这两个概念在文本中的具体内涵具有相通性。列维纳斯阐述的内在性是指一切都被统摄在意向性之下,而这正好对应亨利所描述的超越性,即事物通过意向性作为对象呈现在主体面前。其二,二者在核心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列维纳斯提出的他者的超越性,是以主体对他者的“感受性”为前提的,这种“感受性”与亨利的内在生命的“恻隐与共”具有一致性。根据列维纳斯和亨利的文本考察“超越性”和“内在性”概念内涵的方式,能够为理解列维纳斯和亨利之间的思想争论提供一条新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