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姜夔的仙道思想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在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思想中渗透着佛、道二家相融并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趣,反映了宋代文士独有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性格。文章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姜夔心灵世界中的仙道思想及南宋文士道家因缘背后的文化现象做一番了解和探寻。

论李白的仙道思想

李白一生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为主,兼有释道、游侠、纵横诸种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复杂的世界观,这几乎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对李白积极入世、纵横、游侠论述不少。但对李白一生有重要的影响的仙道思想,亦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李白诗之仙道思想

“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要读懂一个人的诗文。尤其是古人的诗文。不了解作者的生平为人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不行的．要“知其人”，更要“论其世”。读李白的诗篇。要真正能做到“赏心”。引起与诗人的感情交流，欣赏到诗人的“性灵之光”．而不探究渗透于诗人血液之中的仙道思想，是不行的。而在这方面。由于历史上受到反宗教、反传统思潮的束缚。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对文学作品中的仙道思想一直处于一种压制、曲解、抛弃的状态。这妨碍了我们全面深刻地学习、鉴赏李白诗作。

李白诗中的仙道思想

李白的仙道思想已经不是神仙说中的仙道思想，而是天地所以然的“道”，是自然法则。李白对神仙有时肯定，有时否定。一方面否定神仙的存在和神仙说，另一方面肯定“神仙”的无拘束性、自由自在性。李白受道家的思想、特别是庄子哲学的影响很大，他把自己比喻成“大鹏”，作为与天地精神来往的象征的“大鹏”意象总贯他的一生。

论沈约在道、佛外衣下的儒家思想

沈约的思想比较复杂。道、佛思想对他深有影响，但他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左右其一生。沈约是以儒学为本，而又道、佛兼修，三家思想兼容并蓄。

《列仙传》考论

《列仙传》成书于东汉章帝建初之后到安帝元初之前的三四十年间,魏晋间被附会于刘向名下。其今本与东汉王逸、应劭等所称引《列仙传》内容有所差异,但就仙人主要事迹而言,保存了东汉时的基本内容,而与《隋志》著录的《列仙传》鬷续本没有关系。《列仙传》受齐文化影响,在仙道思想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平民色彩,在古代小说史上亦有其重要价值。

论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是中国道教文学艺术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郭璞在这方面的创作已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在游仙诗中对仙境、仙人、修仙之术尽情渲染刻画,塑造了一个充满神仙道教思想的游仙者形象。

仙境一日 世上千年——古代遇仙小说的分析

普通人遇仙或者成仙,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个热门话题。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早期,这类题材就在小说中占了较大比重,十分红火。这种热衷于描写遇仙、成仙的现象是跟秦汉以来神仙家思想、方士骗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延续数代,直至我国古代小说发展中期宋元话本产生、现实主义因素增长才逐渐衰竭。本文剖析的古代遇仙小说的情节核心是所谓“仙境一日,世上千年”。

论“十二”文化及其意象群——以诗词中的都门、玉楼、阑干、巫山等意象为论

远古时期,基于观星所得的岁星以十二年为运行周期的规律,使"十二"被尊为天数。古人象物制礼且礼以顺天,"十二"作为天数伴随礼乐制度和仙道思想的发展而被赋予文化内涵,意义由实入虚,变成抽象的文化标签。它与其他词构成的意象群对文学产生了影响,"十二都门"成为政治、文化鼎盛的"长安文化区"的表征,是士子入仕意念的体现;"十二玉楼"为仙境所在,为仙女居所逐渐衍变为妓女的代指;"十二阑"所寄寓的登高遣怀、凭栏寄情模式几乎不变;"十二"与"巫峰"的结合是真假幻境与俗世观念的合体。追溯"十二"文化及其意象群的形成和发展,可加深对古典诗词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

从“大角鹿”到“芝顶鹿”——唐代金银器中鹿纹的变迁

大角鹿纹样在初唐的流行与胡风盛行有关。金银容器上的大角鹿纹较之丝绸鹿纹,造型更加写实。灵芝为角的鹿纹,与西方装饰风格和唐代仙道思想关联紧密,也是胡风渐退、汉风重归之时,动物纹与植物纹融合的典型表现。芝顶鹿纹在金银容器上的出现,被唐人寄予了长寿的美好愿望。

汉代镜铭纹饰与文献记载中的仙道人物(上)

铜镜是我国古代人们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铜镜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遗传和文物艺术品。铜镜的纹饰和铭文中蕴涵着诸多的历史传说和文化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根据笔者收集的汉代铜镜资料,发现其中有不少古代神仙和道家人物的镜铭内容及纹饰图案。这些镜铭纹饰可与古代文献相印证,为我们了解汉代社会崇尚的仙道人物和流行的仙道思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一.规矩镜中的伏羲女娲图像伏羲女娲西王母规矩镜（图1）的主区饰规矩纹和带柿蒂纹座的四枚乳钉,

著名仙话“仙多奇遇”的构成与演变

"观棋烂柯""仙乡遇艳"都是典型仙话故事原型，虽然有多种文本，但体现的是仙凡之间的联系和宗教性与世俗性的有趣契合。这类仙话，正是道教叙事文学的蓝本。

《远游》作者之争与数术方技文化认知——兼论《楚辞》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方法论问题

自清代以来,在《远游》作者问题上形成'屈作派'与'非屈作派'两大阵营。两派论争的焦点主要在仙道思想产生的年代与地域认识上的差异,以及《远游》仙道思想与屈原主体情感之间的关联的不同认知。数术方技文化在先秦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数术方技文化中表现的天道与人道的关联思维对诸子思想的形成以及对诸子时代哲学突破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非屈作派'的论证方法体现出'默证'的不当,而学科分类过细则导致对数术方技文化的认知的支离破碎与不当评价,致使两派争论过程中,很难走近《远游》书写的知识场景,也未能细心体会《远游》文本本身所表达的思想世界与精神指向。《远游》作者之争与数术方技文化的关联,揭示了当今包括《楚辞》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领域,迫切需要文献、文化与文本这三者之间的融通。这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种学术理念的追求,有助于推进和拓展《楚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