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产品市场竞争能有效地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过度消费现象,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能促使管理层更加努力工作,客观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代理效率。加入产权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不同产权性质背景的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代理效率影响更显著。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非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将会显著降低,同时代理效率将会显著提高。

公司代理效率的随机前沿研究

以2004～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根据Habib和Ljungqvist提出的基于企业价值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公司的代理效率。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代理效率为70.59%,呈逐年递增趋势;(2)代理成本使得制造业公司平均每年减少27171亿元的潜在市场价值;(3)制造业各行业中,食品行业代理效率最高,电子行业代理效率最低;(4)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比私有企业低1.36%。

权力平等分配是否有利于家族代理效率提升——家族控制、内部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效率研究

家族企业的两类代理问题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类型企业的特色之一。文章以深市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家族控制权与代理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股权在家族成员之间的配置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性家族对企业控制权的增强有助于提高代理效率。内部股权集中度对家族控制权与代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家族控制权在内部权力分配集中的阶段对代理效率的贡献更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家族内部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性并不一定会损害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对于家族控制权更高的企业,适度的权力集中分配会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

产品市场竞争、代理成本及代理效率：一个经验分析

文章以我国2004-2005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我国产品市场竞争与代理成本及代理效率之间的经验关系。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代理效率,并且对于我国国有企业作用效果尤其显著。

股票流动性、代理效率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泊松回归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2009-2017年数据,研究了股票流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泊松回归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流动性对我国上市企业未来1～3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内在机制为股票流动性提高了上市企业的代理效率,从而强化了企业创新激励。相比于民营企业,股票流动性对国有企业专利申请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相比于融资约束企业,股票流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非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支持股票市场对企业创新的"激励论"。

管理层风险偏好、代理效率与企业的零杠杆政策

“零杠杆之谜”是资本结构领域出现的难题之一。文章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优序融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运用logit回归对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零杠杆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首次结合现代企业中常见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进一步分析了代理效率对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零杠杆政策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了现有研究。研究发现: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零杠杆政策选择的倾向性显著负相关,而代理效率能够显著增强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零杠杆政策选择的倾向性之间的相关性。

提高风险投资过程中两级委托—代理效率的思考

本文从对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商、风险投资商与风险企业之间的两层委托代理的简要分析入手 ,首先在诠释委托—代理效率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分析委托—代理效率的一个理论框架 。

代理效率——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

代理效率是指由于国企改革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收益与代理成本的比例 ,是衡量国企改革成败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代理效率的演进过程及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代理效率的比较 ,可以得出国企改革代理效率问题与企业所有制性质无关 ,而且应该改进我国国有企业代理效率的机制设计及实施对策。

捐赠行为、政府干预与代理效率

本文分析了公司捐赠行为对代理效率的作用机理,发现捐赠支出越多越能缓解现金流用于管理者利己效用支出,代理效率越高、政府干预越少则市场化进程更高、代理效率越高;比较而言,政府干预少的地区企业捐赠支出更能提高代理效率,衰退期行业中同样的捐赠支出提升代理效率的功效有限;规模较小组中捐赠行为更容易被市场识别,规模较大组中捐赠行为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因此,捐赠支出有助于缓解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有助于公司代理效率的改善;现实中捐赠减少现金流的同时提高了公司的代理效率和声誉,利于当前或未来公司价值的提升。

论高质量审计与提升负债的治理效应——基于代理成本与代理效率视角的经验检验

以2007～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视角考察了高质量审计是否有助于提升负债的治理功效。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之间存在协同治理效应,该效应有助于提升代理效率但无助于降低代理成本;进一步地,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之间的协同治理效应仅显著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此外,附加检验的结果显示,高质量审计有助于透过改进代理效率提升商业信用的治理功效且这一效应只在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中存在。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当前制度环境下高质量审计提升债务治理功效的路径及影响因素。

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效率的影响因素评价

以沪、深两市356家民营企业的代理效率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前沿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测算它们在2011~2016年代理效率,通过回归系数与显著性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效率总体上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效率的损失仍然比较大;经理人(CEO)的股权激励与代理效率关系部分显著;董事会持股比例与代理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与代理效率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经理人(CEO)薪酬与代理效率关系显著;董事长与经理人(CEO)是否亲缘关系和代理效率的关系并不显著。

优酷土豆联合投放系统全面提升媒介代理效率

优酷土豆广告投放平台的打通，从根本上解决了技术问题，从而能够实现前台投放两个媒体，后台一个系统管理。

“关系”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代理效率的影响

以2007－2009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按所有者与经营者来源关系统计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关系治理模式，并实证分析了“关系”对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实际控制人与总经理的关系亲密度递减，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都递增。亲人总经理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外人总经理的代理效率最高，而统计发现熟人总经理的聘用比例最高。实证研究还表明，民营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没有能够改变“关系”的治理作用，在股权较集中的情况下，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聘用外部职业经理人是最优的选择。

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与代理效率——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度量与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7～2010年983家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运用基于企业价值的随机前沿模型,直接对代理效率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结合产权性质考察了管理层持股对代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样本公司实际的托宾Q值低于其前沿价值Q*(即代理效率的损失)平均约为21%,约相当于损失潜在市场价值28亿元,国有与民营两类公司代理效率的平均水平没有显著差异;(2)整体上,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效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3)相比较而言,民营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于代理效率提高更为显著,体现出更强的利益协同效应,国有公司管理层持股体现出更多的壕沟效应。

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

本文选择政府管制较少、竞争较为充分的电子电器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产权制度与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在代理成本上,国有产权企业普遍高于混和产权企业,混和产权企业高于个人产权企业;在代理成本差异上,混和产权企业与个人产权企业的差异小于与国有产权企业的差异。(2)长期投资率和职工人数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长期投资率、财务杠杆比率、职工人数等与代理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企业规模越大,不同产权的代理成本差异越小;反之代理成本差异越大。(4)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各类产权企业的代理成本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代理效率呈现提高趋势。我们研究的启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应考虑如何降低其代理成本,解决的措施之一是产权改革,尤其是产权多元化的改革,其次是完善对投资和负债及冗员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以促进代理成本的降低和代理效率的提高。

非CEO高管差异化薪酬与国有企业代理效率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对高管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国有企业的公平偏好与集体主义文化使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程度在改革实践中难以把握。文章以"搭便车"现象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为视角,研究了非CEO高管之间的差异化薪酬是否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并以2015年国有企业差异化薪酬改革作为外生实验,缓解了非CEO高管薪酬差异的内生性,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可以通过减少对非CEO高管的监督成本与提升非CEO高管的激励效率这两个渠道来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研究表明,现阶段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有助于激活高管积极性,提升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这支持了当下推进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异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也为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差异化薪酬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大股东减持影响战略激进度吗?

企业通过维持适当的战略激进度以实现稳中求进,进而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大股东减持和战略激进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代理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减持能够提高战略激进度,减持比例越大,减持后的战略激进度越高;同时,代理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差距和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大股东减持与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管理者为男性的企业、管理者学历较高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大股东减持对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化了有关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探讨,为企业所有者作出科学决策、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超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纵向效率边界分析

在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纵向边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 ,交易费用的节约与交易结构的改变引起的效益增加是企业纵向效率边界改变的动力。沿着威廉姆森对企业纵向效率边界分析的思路 ,引入技术效率与交易效率来分析企业的纵向效率边界 ,并着重讨论了超竞争环境对技术效率与代理效率的影响所导致的企业纵向效率边界的改变 :企业的效率边界将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 ,而在这一范围内的交易只能由企业间的合作进行规制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超竞争环境下企业纵向效率边界的模型。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责任险条款与管理层代理关系研究

独立董事责任险激励和保障独立董事的职能履行,对管理层代理问题改善有积极影响。同时,独立董事责任险与机构投资者互相促进,增强对代理成本的控制效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独立董事责任险对管理费用率有显著的控制作用,独立性增强体现在对在职消费等显性代理成本的有效控制上。在两种机制互补分工上,独立董事责任险更侧重于在职消费等显性代理成本的控制,而机构投资者可有效控制更多隐性的、体现在公司价值损失上的代理成本。得益于独立董事责任险对监督成本的降低作用,机构投资者对代理成本控制的有效性得到增强,并维持对代理效率的显著提高作用。